天主教聖方濟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

第四章 天主教聖方濟會對馬鞍山礦工的慈惠事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政權易手，韓戰爆發，為逃避戰火，內地人民不斷南遷。在短時間內，香港人口由五十萬增至一百八十萬，但當時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事業尚未完全發展，實在無法照顧這麼多的難民。一時之間，社會福利事業唯有依賴私人志願機構籌辦。雖然大戰之前，已有一些國際性的志願機構，如救世軍等均已在香港成立辦事處，但服務對象仍未廣泛，戰後，這些國際機構的數量遠較昔日為多，包括 1949 年成立的天主教救濟服務處、 1952 年成立的信義宗世界服務處及 1953 年成立的美國援外合作社等。這些私人志願團體多以救濟為主，把大量物資及食物由歐美各國運送來港，救濟難民，可見當時實物救濟乃是社會福利事業的主要工作。

這些志願機構在香港成立的原因，主要是由於 1949 年後，大量國內移民湧入香港，他們多居住在新市鎮或山區地方，居住環境非常擠迫。他們大多營養不良，而且不容易找到工作。難民就算找到工作，薪金亦頗微薄，故新開發的市鎮及工業中心都是吸引這群新勞動人口居住及工作的地方。此外，中國政權易改，一些曾在中國成立很久的志願機構也遷離國內，來到香港設立辦事處，出現了五十年代末香港「志願機構的黃金時代」。這些志願機構不獨照顧老弱及婦孺，派發物資，還因為有見難民在香港定居，結婚生子，於是這些志願機構也開辦了小學及幼稚園，以培育難民的下一代，從而發展慈善及教育事業。更重要的是，在 1949 至 1952 年間，被迫離開中國教會的神職人員，雖有部分退休返回祖國，但也有傳教士被所屬堂會或差會調往其他地區繼續工作，特別是以普通話為主要語言的華人聚居地方，如台灣及東南亞。部分神職人員停留香港，這是由於他們多年來在中國從事傳教工作，對於在新地方學習新的語言感到困難。而香港這塊既在中國大陸邊緣，又在西方政治力量保護下的地方可作為傳教事業的最後根據地。他們一方面等候中國重開福音大門，另一方面又可以服務滯留香港的難民。對這群南來傳教士而言，沒有語言障礙，難民自然成為宣教的對象，故五十年代時，便有不少堂會或差會在香港建立宣教據點，開辦福音堂，籌辦各種教育與救濟事業，使五十年代的香港教會事工結合了救濟福利、宣教及教育工作三者於一身，開拓了中國傳統救濟及教育工作二者結合的一面。

滯留香港的基督教傳教士，可分為兩大類，一為被具有歷史性及規模的差會派遣來華的傳教士，二為被小型的差會派遣來華的傳教士。前者多不是獨自前來香港傳教的，他們若成功爭取差會同意在香港建立新傳教區，多能獲得充裕的資源，可以儘快發展事工；但後者因資源缺乏，獨自來港，要建立新工作，就不是那樣容易。以在馬鞍山工作的教士為例，信義會的傳教士就是屬於前者。

至於戰後天主教在香港的發展，依梵蒂岡教廷的原來決定，所有修會與人員均盡可能留在中國，不應離開崗位。但因國內在 1949 年的政治變化，一些地區出現頗嚴重的反教活動，很多中、外神職人員均離開中國，遷往香港。但由於教廷提出留在原地的決定，故香港教區也難以接受及重新安置他們。事實上，教區也未能即時為他們安排工作，只好任由他們留下來，這些傳教士所屬的修會若昔日在香港已建立事工，便由修會安排工作；若沒有，則由修會調往其他國家從事新工作。至於獨自來港而具有中國籍的神父，若沒有修會願意收容，香港主教區則會勸諭他們返回中國，或往台灣定居或傳教。

以上均為基督教及天主教在五十年代香港從事宣教活動的背景，當時在馬鞍山從事天主教事工活動的主要是聖方濟會；而屬於基督教的，主要是信義會，兩者的活動範圍均遍及山上和山下。

聖方濟會神父及修女的活動

香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因得到教廷及其他教區的支持，來自各方面的救濟品更多，其中大部分都是食品與日用品，天主教教會甚至可以運用這些救濟品為山上的聖約瑟小學及幼稚園的學生舉辦活動。當時很多國際性的救援組織均在香港投放了不少資源，救助新來港的居民。但這些組織並沒有在馬鞍山設立自己的分派中心，而需委託當地教區處理救濟品的派發工作，聖方濟會馬鞍山堂區成為賑濟工作的總代理，既掌握所有資源，也先行編列領濟者清單、決定救濟的對象。當時凡有馬鞍山戶籍的居民，均可在教區登記，領取麵粉、衣物等救濟品。

聖方濟會乃是天主教徒聖方濟創立，據《天主教馬鞍山聖方濟堂》一書指出，聖方濟於 1181 年出生於意大利亞西西城。在 1226 年的 10 月 4 日，他在此地的博俊古辣聖母堂，創立小兄弟會，宣揚天主教義，他的聖蹟曾被人編寫成聖詩及讚美歌。在他的墳墓上，也曾發現了很多聖蹟。聖方濟會傳教士於 1948 年來港，當時他們有鑑於馬鞍山的居民多從事開採鐵礦的工作，生活貧窮，子女多沒有機會就學，便於 1952 年在馬鞍山山區開辦義學，為礦工子女提供教育。九十年代，政府發展馬鞍山，使馬鞍山有更新的面貌。現時聖方濟會不僅在區內從事教育工作，包括幼兒、小學、中學三個層面，還注意開展其他慈惠事業。
馬鞍山聖堂的成立始自 1952 年 4 月 25 日，名為聖若瑟堂，位於馬鞍山鐵礦場，由聖方濟會胡文義神父負責管理。及後，教區於 1955 年在馬鞍山建立堂區，包括聖若瑟堂及聖方濟各小堂，而聖方濟各小堂則於 1955 年 10 月 4 日正式設立，並於 1979 年 7 月 1 日升格為堂區。 1987 年該堂遷往恆安 邨 聖若瑟小學，暫作舉行禮儀及辦公的地方，至 1996 年 10 月 5 日祝聖位於馬鞍山恆安街 11 號的新聖堂。此堂自 1955 年以還，均是由聖方濟會神父管理，至 1999 年該會才把聖堂的管理權交回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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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方濟各小堂的新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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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瑟小學

 

馬鞍山方濟會處理天主教教會事工的活動範圍主要是沙田圍及西貢一帶。十多年前，這些地區主要是數條村落聚集而成的，今已發展成為衛星城市。而第一個天主教團體是在其中一條村落建立的。那時的烏溪沙是屬於西貢傳教區，第一位教友在 1869 年 9 月 1 日，於臨終時領洗，施洗的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的安西滿神父，受洗者名為李德興若瑟，及後有不少村民入教。聖言會第一批教士，中真福福若瑟神父，也曾在烏溪沙為一些村民施洗，他也曾在西貢區服務兩年才前往山東省。還有的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的丁味略神父，他於 1942 年 11 月 26 日從西貢往烏溪沙途中不幸遇害身亡。烏溪沙團體從來教友不多，於 1874 年新聖堂落成時，只有約三十名教友，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教友數目，減至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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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鞍山方濟堂事業的蓬勃發展

 

馬鞍山的福音事業在 1952 年由比利時籍方濟會的胡文義神父展開的，他在 1951 年已被方濟會派往中國湖北一地傳教。因其時在北方南下香港的難民聽聞馬鞍山山上已有日本公司籌辦開礦事業，由是吸引一部分聚居於此地，與已居山上多年的居民，均多操普通話。方濟會遂於 1949 年後，便以此地難民日多，生活困苦，故欲推動馬鞍山的救濟事業，也欲吸收礦工及其家眷成為教友，壯大教會事業，便派胡神父往當地傳教。

 

 

 

 

 

另一方面，胡神父也甘願往馬鞍山傳播福音。據韓承良神父撰寫〈我曾是馬鞍山的代理本堂神父〉一文中指出胡文義神父為一年青的比利時人。在 1950 年代初，他是一位剛從大陸上前來的方濟會士，正值年輕，希望以香港為發展中國教會事業的基地。胡神父從方濟各會的神父中得悉馬鞍山一地滿是從大陸南下的軍人，他們被已遷往台灣的國民政府所接收。馬鞍山為礦業開發的地方，遂吸引很多這類軍人南下遷往此地。他倒在馬鞍山居住及工作，但人心惶惶，「精神方面卻非常困乏，完全無人照管，教區自己能力有限，完全鞭長莫及」，故胡文義神父明白這批軍人心中的痛苦和寂寞，極邪精神安慰，便開始接近他們，在香港馬鞍山從事教會事工。

同時，胡神父在年輕時已嚮往在中國的傳教區工作，他於 1945 年榮升神父， 1947 年便往中國傳教，他曾往南方的湖北宜昌教區傳道，並先在北京學習中文後，即開始傳教工作。但傳教不久，中國政權易手，被迫南下，對未能在中國實踐傳教工作，深表可惜。而他選擇留在香港，背向中國，正是他欲把馬鞍山發展成為向中國內地傳播天主教教義的起點。當時胡神父留港初期，一分錢也沒有，便找會長神父商量，卻因教會也缺乏資金，只能給他十元的美金。當然這個資助並不夠，胡神父充滿熱誠，只好向各界籌款，幸得美國的救濟品支持，使教友身心也得到慰藉。及後，胡神父也找到其時來港避難的教宗代理黎培理主教幫忙，結果黎主教令教會每月支付三百美元為胡神父的生活費，由是馬鞍山方濟會堂的經營漸固定下來，為後來的教務興盛奠下基礎。

胡神父在新來的移民中，有些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的青年人為教會服務。而他們在國內時已與教會有接觸，大部分人在生活中又遇上重大的創傷；加之在礦場的工作十分辛苦及危險，常發生工業意外，人們面對前路的迷惘，及不刻一時能解決的生活困境，希望以宗教慰藉，藉此支持下去，繼續工作，遂多接受宗教的信仰。要知他們與胡神父工作初時，同受甘苦，他們與神父交往的時候，並不是教友。而在胡神父的領導下，學習道理，才接受領洗，自此與神父持同一信念在山上既從事為礦工謀取福利的事業，也從事傳教的事工。教士及他們的助手也深受山上的區民歡迎，信徒日多，故胡神父乃要求建築一間聖堂，馬鞍山山上的方濟會的聖堂由是興建，迄立至今。

這聖堂在 1952 年建立，主任司鐸是胡文義神父，助理司鐸是王志遠神父，李文峰神父，以聖約瑟小堂（ St. Joseph's Chapel ）為主保，主日及休假瞻禮彌撤，分別於清晨八時半、十時及晚上七時半舉行，平日彌撤於清晨七時半及八時舉行，當然也方便信眾隨時告解。胡神父為使教堂具有規模，更在 1955 年以港幣一千元於中環購下一個具有近一百年歷史的銅鐘，並懸掛在教堂內，方便其他教士、修女及信眾隨時得知時間，以及在教堂舉辦活動時，也敲嚮銅鐘以示活動即將開始，此銅鐘至今仍懸掛在山上。初時只有十二位教友，信徒並不多，傳教士因此而與教友保持十分友好的關係，感情很好。故使很多教友也傳福音給礦工，終使很多礦工皈依。

在五十年代中葉，在胡神父等人的努力籌劃下，在馬鞍山的四千人中，已有二十五位是教友，其中一位教友張渤老師，昔日任職教師，自從領洗後便成傳教士的得力助手，不獨向礦工傳教，更因他有車牌，日後他更義務駕駛客貨車，接送山上居民往山下的市場購物。因他全心為礦工謀福利，也得到信眾的信任，在礦場關閉後，也成為礦工領袖，可惜張渤老師於 2002 年 2 月 2 日逝世。

細看馬鞍山方濟會天主堂

六十年代的教士及信眾在馬鞍山上的生活十分簡僕，一方面因為他們貧窮，薪金微薄，既要養育子女，也要支付日常開支，實在沒有多餘的金錢可供消費。他們多只

能以普通話溝通，故與區外以廣東話為主要語言的社會，很少交往；加上，那時還沒有電視，礦工下班後，與他們家屬的娛樂，只是靠山上的手搖播放的八米哩電影，或在大節日中的慶祝活動，平日甚少娛樂節目。在這種情形下，晚上他們多參加慕道班，又或接受神父及修女的探訪，繼而多申請入教，接受領洗。因此六個月後，教友的人數增至八百多人。據現時乃是百歲老人的李子輝先生憶起，山上居民日漸接受天主教，大抵與教士在山上的熱心服務及多與方濟會神父接觸有關。又據當年曾在教堂上事工，至今乃在香港的宋修女指出，那時每主日彌撤中，聖堂內均座無虛設，聖堂更為那些未能出席早上彌撤的教友，加開薄暮彌撤，更有些教友參加每天彌撤聖祭，也有些教友每晚聚集在聖堂內一起誦唸晚課。

 

在胡神父、其他修女及信徒的努力下，終於成立了聖堂、居室、道理龐、小學、診所及幼稚園，信眾更認為馬鞍山是「一個窮鄉僻壤的世外桃園，藉天主教的這一番事業，才慢慢地進入了開發的地步」。

 

 

在鞏回了山上的教堂事業後，方濟會推動傳教的對象，不獨是山上的礦工及家人，更有在山腳及海邊的居民。為便利海邊的居民，又因聖若瑟堂已不能容納更多的信眾，便在海邊的地方興建另一座小教堂，在 1954 年 10 月 4 日的主保瞻禮日舉行獻堂禮，名為聖方濟各小堂，主要由胡文義神父管理。 1955 年，香港天主教白英奇主教更親赴此堂主持聖五傷聖方濟各小堂奉獻禮，禮畢白主教舉行大彌撒。在彌撒舉行完畢後，馬鞍山礦務公司余經理更盛稱胡神父終日不辭勞苦，為礦工謀福利，奉獻精神實在可嘉。此小堂用石磚建成，設計精巧，可以容納二百餘人，是馬鞍山第二座小教堂。又以《天主教手冊》 Catholic Directory 指出在 1961 年此堂由譚道真神父負責，可能因為距離市區太遠，故通訊處設在九龍窩打老道一三三號聖芳濟各會。聖方濟各小堂也於晨早七時一刻開辦主日彌撤，其他敬禮也有主日彌撤後降福。首瞻禮於五、六、日晚上八時舉行，每日也於晚上七時三刻舉行晚課，當然也於主日彌撤前舉行告解；平日也以國語講道，每天下午四時，開辦特為兒童而設的晚課；又以何玫瑰修女指導唱經班，練習時間於瞻禮下午七時，也舉辦多個善會，分別為男女混合組的聖母軍及兩個支團的公教進行會，協助傳教工作。

 

不幸， 1962 年颱風溫黛襲港，聖堂遭受嚴重的損毀。馬鞍山堂區除了服務礦工外，胡文義神父明白要有修女為婦女及兒童服務，便邀請了九龍剛建校辦學的瑪利亞方濟各傳教會的修女來馬鞍山幫忙， 1954 年在山上村落建立了一所能容納七位修女的修院（其中六位是中國人）。修女們開始在聖堂增建學校，又建立小型診所，為染病的婦孺服務，以及為礦工提供醫療保健，而礦工往往因為收入不足，聖堂便派發救濟品，補助他們家庭的需要。十年後，修女們在山腳下的幼稚園工作，又主理一間小型診所，救助貧窮人仕及其他有需要的人，也因為她們的通訊不便，修女們與堂區外的九龍會院少有聯絡，這樣促使她們對當地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更加投入聖堂服務，故甚得礦工和他們家人的稱揚。

胡文義神父在馬鞍山經過了二十多年經營後，聖堂已走上軌道，方濟會十分重視他的才能，便調他往台灣作比利時傳教弟兄們的會長，另派一位年輕的德天道神父（ Ildefons De Clercq ）來馬鞍山主持教務，他在此地工作了兩、三年後，便要求退去，方濟會便派韓承良神父往馬鞍山事工，而韓神父認為馬鞍山一地十分安靜，如世外桃園，雖然只有一隻小船可通九龍，每天也只有幾班小船到達馬鞍山，又沒有馬路，沒有警察，礦場已式微，工人很少，但各人彼此認識，相處甚歡。但因為其時韓神父要從事《聖經辭典》的編著工作，聖經學會的雷永明神父不欲他往馬鞍山工作，但韓神父卻喜牧靈的事工，便以代理本堂神父的身份參加牧靈生活。而當時馬鞍山教友很少，只是主日比較忙，並他的日子就是每天早上給修女們作彌撤，下午主持她們的聖體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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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女院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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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修女與教友的生活

從溫淑卿修女、宋秀琴修女、韓承良神父及教友自述個人的感受中，可見其時教會與教友之間的生活十分融洽，也可以看見在五十年代，馬鞍山傳教活動的情況。

 

第一位是溫淑卿修女，她是屬於方濟各會瑪利亞傳教修會，是五十年代方濟各會派往馬鞍山從事教會事工的修女之一。她於 1959 年已在此區工作，至八十年代才離開此地，至今仍從事教會的事奉工作。溫修女提及山上有修女參與事奉工作，始自 1954 年，而她則是於 1959 年至 1986 年間在馬鞍山工作，她當時為二十八歲，便往此地事奉，其間十四年在山上的幼稚園工作，其後的十二年任教小學，主要為礦工子女教學，她指出在礦場成立之初，有五位修女在馬鞍山協助胡文義神父從事教會牧養工作，神父及修女生活簡僕和刻苦，當然沒有任何娛樂，在山上地方狹窄，又沒有電，

要用火水大光燈才可照明。村民多自行駁水喉，從山澗引水入屋，作為食水之用。在 1953 年，成為方便事奉工作，修女多居馬鞍山上，故胡神父與礦工一起為修女在山上築了一所教堂及房屋，給修女們居住，即現在馬鞍山山上的教堂及課室的地方。這些礦工以禾旱草，麻包袋為建屋材料，各人在一天的辛勞後，便為修女們築樓及製磚。教會人仕也同情礦工的貧乏，提供他們麵包、米、油，又協助他們申請福利品。自此之後，經礦工及教會人仕的努力，及馬鞍山的礦業發展，也吸引了更多家庭自國內南來，並搬入馬鞍山。因為很多移民在馬鞍山居住，他們的兒女也需要教育，這些修女為他們開辦幼兒園，並聘請區外的教師執教其中，神父們也開辦小學課程，而書本主要從區外的書局捐贈，也因為區外的教師居所離此地較遠，便多在山上教會提供的宿舍居住，有些教師是從馬料水（即現今中文大學）的地方乘船，往山上任教的。當然區內主要的教員是修女，次者為大陸南下的知識份子，他們都以國語為教學媒介。

其時的修女甚具愛心，她們曾在馬鞍山山上得知九龍有一間馮強鞋廠，有感礦工及他們的孩子沒有鞋穿，致多弄傷腳部，遂懇求鞋廠把在製造鞋子的過程中，一些劣質的鞋子捐出，於聖誕節上送給山上的小孩，終於廠商在她們的誠意感動下，不僅送出一些次等產品，更把一些新產品送給小孩。而這群小孩十分孝順，感到父親工作辛苦，又沒有鞋子穿，便把這些「新鞋子」交給父親。另外，修女多在晚上用麵粉袋替小朋友做衣服，使山上小朋友得以溫暖，有時又向小朋友派發牛油、牛奶、麥條及奶粉。在 1963 年香港紅十字會也捐贈書籍及文具給學生，由是可見這是方濟會及慈善團體合作下，使這群馬鞍山的小孩得以溫飽，締造了一個安定的學習環境。而修女們也於每天早上十時分別在山上派牛奶、麵條及芝士給小朋友，為小朋友提供富有營養的食物；當然也教導小朋友祈禱，希望他們長大後，成為教友，繼續傳福音。溫修女曾說出：

 

使我感到不足的地方，是未能把事情做得最好，看見有病的村民，未能盡力照顧；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居民對我們也很體諒，又能互相幫助，看見小朋友日漸成長，我感到很欣慰。有多位昔日的小朋友今已成長，他們經常前來探望我；其他神父也用心盡力事奉。神父除了教書之外，更會為居民向區外的政府機構爭取權益，我們與神父一起合作照顧山上及山下的居民，並使多些居民信奉天主教，我們由愛心事奉推動我們的工作，不為名，不為利，只是愛心為人群服務支持我們繼續工作。

可見溫修女對多年在馬鞍山的事工是十分認真而誠懇，而感慨也良多。

第二位是宋秀琴修女，她也是屬於方濟各會瑪利亞傳教修會，於 1960 年左右來馬鞍山事工，主要也是因為胡文義神父對她們一群年青修女說馬鞍山礦場出現人手不足的情況，需要一些修女往該地幫忙，而她們自覺是方濟各會的成員，應為教會付出力量，便答允往此地從事傳教及服務人群的工作。到了礦場後，她主要任聖若瑟小學的教師，課餘時便向當地礦工、婦女、小孩和老人傳教。據她指出這所小學的校舍的範圍很大，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在山上的礦場附近，學生可以在此地上課；一部分在山腳的碼頭附近。她剛到馬鞍山時，這裏是荒蕪的地方，礦工和家屬居住在山上，附近則有教會開設的聖堂、小學、幼稚園和房屋，而這些建築物均是由胡文義神父、一群教友及礦工，以奉獻精神，各人合力興建的。平日，修女們會在何東樓乘渡海小輪往馬鞍山腳的碼頭，然後再乘坐大軍車或吉普車往山上。若沒有車子，只好徒步上山，而這兩部車子均由教會提供，方便修女及神父往山上工作及往外購物的。

據她指出那時聖若瑟小學範圍很大，在山上的校舍，只有四個班房，不能容納全校學生，故只把一至四年級的學生在此地上課，至於五年級和六年級的學生，則需要在山腳碼頭附近的校舍上課，故她與其他修女常要帶他們下山上課。及後小學規模擴大，山下的班房數量增加至八間，由是暫時解決了課室不足的問題。但那時的小孩，因他們在校內成績不太好，往往較難地考取港島區或九龍區成績較佳的學校，但修女們仍教他們有關專業的知識，如商科及應用英文等，希望他們學得一技之長，方便他們日後在社會裡找工作。

那時，她不獨任小學的教師，更任幼稚園的教師，這時的班房規模很少，每星期二、四及六，必須停課，把課室權作醫療所。那時的聖約瑟小學是受政府資助的，故她們可以收到一份教員的薪金，而那時每月薪金是港幣二百八十元正，相當於其他小學教師的一半工資，也因為這群修女沒有政府認可的教師資格，便不能拿取全數教員的薪金。其後宋修女取得政府承認的教員學歷，工資才得到調整，而她們開辦的幼稚園是要收學費的，每月每位小朋友各交一元學費，一班有六十位學生，每月教會可有六十元的收入，她們會把這些學費全交給教會。

她們除了教書及傳道工作以外，若居民遇上經濟困難，她們會向教會或紅十字會申請援助，使居民可以得到應急的食米或麵粉等。而最困難的是，在馬鞍山初時沒有電力供應，日後雖有電力，但又經常停電。而且，全區只有在大公洋行辦公室內的一個電話可供應用，若需要電話，便到那裏借用。加上，交通方面也是極不方便，除了教會提供的兩部車以外，根本沒有任何交通工具來往礦場與山腳的碼頭，來往兩地的山路只是碎石堆成，所以即使坐在車上，也感到很不舒服。

同時，這群修女不獨在馬鞍山一地傳教及事工，更往馬鞍山附近的泥涌和烏溪沙，服務群眾，而那時很多泥涌附近的小朋友也來到由這群修女辦的學校上課，這些學生每天早上七時左右便從泥涌步行至山上，至晚上七時才離開，可見那時學生頗為刻苦。
宋修女在馬鞍山山上事工期間，最難忘的事情是她感到「人情味厚」，因為那時這批神職人員與礦工們的關係很好，大家也能互相合作，互相信任，若居民接收到慈善團體送來的食物，也會先拿給山上的修女。由是，大家的感情篤厚，人情味非常濃郁，教人欣慰。

又依韓承良神父憶起六十年代的馬鞍山教區生活全是一幅互助互愛的圖像。他憶起昔日曾與張渤老師共進午飯的情景，因為張老師知道他吃不慣廣東女士烹調的味道，便自告奮勇給神父烹北方味道的大餅，或水餃，二人更比賽誰吃得最快？同時，二人也曾在夜間起身，拿著電筒去後園樹上捉麻雀，在白天又放上圈套捉鴿子，更有時用電手筒照著路途，往海邊捉魚。每逢主日，在方濟堂內有大禮彌撤，有些修女們領導兒童唱歌彈琴，又有不少兒童爭相輔祭，在彌撒前，各教士、修女及教徒，又手抱十字架，手執燭台及乳香，各人互相合作，完成事工。

他又曾為山上的居民，向志願團體申請資源。其時，村民欲養雞維持生計，韓神父便代他們致函向其時樂善好施，鼓勵農業生產的嘉道理先生要求幫助，終獲贈送二百隻小雞及雞糧，這樣促使馬鞍山的農業大為發展。此外，有些人家要養豬，村民又託韓神父致函嘉道理先生，望贈小豬，結果不獨獲贈十五隻小豬，更獲贈三隻大母豬，教友們也很高興。最後，教友們因感沒有豬欄，只好託神父向嘉道理先生求助，這次嘉道理先生送來了木材，築成了豬欄，山上的農場也因此得以建成，這樣農民可以利用販賣豬肉往區外，賺一點錢，山上的生活也可以進一步安穩下來。此外，韓神父也為馬鞍山教區居民寫推薦信，往區外找工作。曾有一人個教友的家庭育有七位子女，其中一對兄弟同時要求韓神父寫介紹信，推薦往電燈公司工作，他們雖是成績不太好，卻因這封信而被取錄，二人至今仍在此公司工作，生活也安定下來。但事實上，還有很多馬鞍山山上的居民，經濟仍然欠佳，生活不太好，很多學童營養不良，只好希望獲得區外志願機構提供免費的午飯。及後有一個同善堂的慈善組織，免費給學生送午飯。但他們只能把食物送往碼頭，要學生們自己去取。由於路途太遙遠，又沒有馬路，只有一條滿佈石子的小路，而聖堂只有一部古老的吉甫車，卻沒有人駕駛，於是張渤老師便駕車往碼頭把食物送往山上，惜有一次張老師遇上交通意外，不能駕車。這個「送飯」的責任便落在韓神父身上，他每天寫完在聖經辭典的有關名詞的內容後，便駕車往碼頭拿飯送往山上，居民深表感激。

除此之外，因為山上的修女早已接受醫療訓練，也接受了接生的訓練。而山上的女性，若胎兒作動，從山上坐車往山下，再乘船隻往市區，路途十分遙遠，故只好靠在馬鞍山山上，由修女主辦的診所，進行接生的工作。而這群神父及修女也會為剛出生的嬰孩簽發出生證明書，為小朋友種牛痘，及發出「牛痘紙」。也因為她們受過專業醫學知識的培訓，所以一般疾病，如傷風及開礦時的輕微損傷也可給予治療。但患有重病及在開礦工程中受嚴重損傷的工人，則必須送往山下的醫院治理。由是山上的修女也充當護士的角色。而礦場內的醫療所，除了修女以外，更有一位醫生，他也是山上唯一的醫生。但山上的醫療設備不全，故修女們也往山下替醫生買藥物。所有的醫療設備是由教會及礦場資助購買的，而這所醫療所是不收取醫藥費的。從以上得知，神父、修女與居民的相處是十分融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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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 昔日天主教教會在 馬鞍山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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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場關閉後的事工活動

 

自胡文義神父辛苦經營山上的事工活動後，不斷有多位修女加入，先後辦學，開診所，贈醫施藥，樂育幼童，使天主教信仰漸漸廣披山上及礦場一帶。 1979 年 7 月 1 日，教會的行政單位更由聖方濟各堂升為馬鞍山聖方濟各堂區，可見馬鞍山天主教宗教活動的繁盛。礦場在 1976 年關閉，村民人數日漸減少，至今山上還有少數老礦工定居，但已能與外界溝通。現時山上敷設了道路直達馬鞍山市，香港賽馬會及香港明愛也贊助小巴服務，方便了村民參與區外的活動，而修女所辦的診所仍繼續為市民服務，費用全免。而胡文義神父在馬鞍山傳教達三十年，今已退休，在台灣安度晚年。山上的教堂終於在 1981 年結束，而於 1987 年至 1999 年借用聖若瑟小學禮堂的聖方濟彌撤中心，維持主日彌撤。而近海邊的聖方濟各堂及附設的學校也於 1984 年拆卸。後來經方濟各的神父的努力，及不斷有新教友領洗加入馬鞍山堂區下，堂區得以繼續發展，終在各人的努力及捐助下，聖堂落成。其中堂區主任司鐸方濟會的胡健挺神父的參與更為重要，與他一起工作的神父及修女，包括昔日多年在山上參與事工的溫淑卿修女及宋秀琴修女等。後來，因方濟會人手短缺，只好於 1999 年 10 月 5 日退出馬鞍山堂區的牧職工作，把馬鞍山聖堂的業權交給教區，只向教區提供神父，協助管理聖堂。待香港教區接管後，委派宗座外方傳教會的王保誠神父於 1999 年 10 月 5 日為現任司鐸，旋於 2002 年 10 月 1 日，委派萬籟寂神父為副本堂。而 2001 年更是馬鞍山方濟各堂紀念建堂五十周年，舉行了多項活動，大事慶祝。

歷任主任司鐸為：

以上一切雖然成為歷史，但正如現時任主鐸的胡健挺神父指出：

 

「對教友而言，這一切都不算甚麼！只有在牧者心中才起著繼承前人，鞭策自己不斷努力的作用」，這群五十、六十年代的教區工作者，就是「過往在馬鞍山胼手胝足，樹立榜樣的方濟會士和瑪利亞方濟會各傳教會修女。他們無私的貢獻，為馬鞍山今日的教友團體，打下不可磨滅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