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鞍山的村民主要從事耕種,以種植稻米為主,兼種其它瓜果蔬菜(圖3.1和3.2)。收割的農產品基本留作自用,其餘則向外銷售,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每月的初一、十五是大埔的墟期,馬鞍山各處村民每逢墟期便會從渡頭灣乘船前往大埔,在墟市出售自家的稻米、蔬菜以及家禽,然後買一些日用品回家,這就是村民常說的「趁墟」。除了大埔的墟市,有時村民亦會翻山越嶺前往西貢兜售自家農產品,以期賣得一個好價錢。
圖3.1 碼頭區內的農田1 圖3.2 碼頭區內的菜田
除了耕種以外,有些村落的收入來源尚包括販賣鎢礦。例如田地很少且水源不足的馬鞍山村,村民無法單靠耕種維生,有些村民會私挖鎢礦,出售圖利,幫補家計。他們首先在自家田地裏挖掘一個礦井,大概兩層樓的深度,然後將鎢礦挖出來,洗淨後,縛在腰間,偷偷運出九龍賣掉。當時鎢礦每斤售價16元,但由於村民只憑經驗徒手挖掘,因此能挖到的鎢礦很少,每次最多只有十幾斤。為何要將鎢礦縛在腰間偷偷運出售賣呢?馬鞍山村原居民代表溫容生先生為我們道出了原由:「蘊藏鎢礦的田地雖然屬於我們村民,但採礦需要向政府申請牌照的,所以當時村民其實是在違法挖掘」。
整體而言,不管是耕種還是偷採鎢礦,村民都只能勉強維持生計而已,惟有節衣縮食才能勉強度日。所以,村民凡事都儘量親力親為,不假手於人。烏溪沙村原居民代表廖觀輝先生憶述道:「我們把收割的稻穀運往大埔墟的米舖,利用米舖的打穀機把稻穀去殼製成大米。米舖會收取一定的手續費,比如一擔穀收取10斤米作為加工費。雖然打穀機比人手方便且高效,但由於米舖要收加工費,所以我們後來很少用米舖的打穀機,村民家家戶戶都自備石槽和長木樁,自己動手椿米去殼。然後將去殼的大米賣給米舖,而將米舖的「米碌」買回家食用。所謂「米碌」,也就是那些品質不好的大米或者碎米,因此價錢非常便宜。總之,好米賣給米舖,米碌留作自己食用」。
馬鞍山第一代移民陳老太亦有相同的回憶:「(我)最難忘的是剛來港的艱苦生活。當時,幾乎三餐不繼,吃的米飯多是黑色發臭的米碌,一家三口只能買兩毫錢的豆腐做餸。這種辛酸,令我畢生難忘」。
雖然昔日馬鞍山居民的生活捉襟見肘,但生活壓力卻遠遠低於現今的香港人。廖觀輝先生說:「我們幾乎自給自足,吃自家的米,在門口摘些菜,再捉兩條魚就足夠了,完全沒有生活壓力」。而馬鞍山第三代移民岑淑儀女士亦有如下美好的兒時回憶:「馬鞍山是非常好玩的地方,當時我們可以去碼頭游泳,還可以行山、踏單車以及捉蟹仔」。此外,當時人與人之間濃濃的情誼,兄弟姐妹之間相親相愛,長幼有序,左鄰右里,互相照應,守望相助,令原居民至今懷念。
不只是烏溪沙村,當時馬鞍山其他村落亦是如此,家中年長的孩子通常選擇往海外打工以減輕家庭壓力。以馬鞍山村為例,目前有八成村民移居英國,只剩兩成留居本港。原居民代表溫容生先生早年也到了英國,並在歐洲旅居五十多年。關於他在海外的生活,他如此娓娓道來:「我出生於二戰時期,因此9歲才開始讀書。我在大水坑讀小學,西貢讀中學,18歲便開始工作。工作兩年後,1958年的年初四從香港出發前往英國。當時我先坐船抵達法國,然後再轉乘火車前往英國。我剛到英國的時候,什麼都不懂,英文也不會講,所以只能在廚房做雜工。1961年,我回港結婚,翌年再度啟程去了英國。1964年我開始創業,日以繼夜,辛勤工作,終於在英國開了一間酒樓。1972年,我們舉家遷往法國的一個小鎮,閒暇時練練功夫,含飴弄孫,生活得很安樂。1998年馬鞍山村的前任村長去世,那時我臨近退休,所以大家都推舉我回去當村長。我想了想,覺得能回到自己成長的地方為村民服務是我的榮幸。所以,我在2001年退休後便立刻返港擔任了馬鞍山村的原居民代表」。
漁民的故事
現在筆直的城門河下游,曾是寬闊的沙田海的一部份。沿海地帶聚居著不少以捕魚為生的水上人。漁民靠海為生,為求三餐溫飽,常與萬變的天氣搏鬥。無論漁船設備好與壞,只要遇上颱風,漁獲必會減少,甚至連性命也會受到威脅。
早期,漁民居無定所,生活起居都在船上,收入完全依賴漁獲的多寡,而漁獲的多寡又受到天氣的影響,所以漁民的收入極不穩定,生活普遍很窮困。漁民子弟張蘇妹女士談到:「我們的衣物大多破爛不堪,每逢過節才能吃到豬肉。最譏諷的是,作為漁民,我們自己卻僅能吃那些斷頭斷尾的魚蝦,完整的全部拿去售賣」。
以前,漁民子弟大部份時間都在海上生活,鮮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五十年代初,讀書風氣才開始在漁民中興起。現任渡頭村原居民代表張永生先生,出生於1940年代,雖然有幸入讀烏溪沙村的英賢小學(今烏溪沙村村公所旁),但卻不得不與父母分離,寄住在岸上親戚家。他在英賢小學讀一年級時,班裏大部份同學都已經七、八歲了。全校只有一位老師,負責教導所有年級的學生。一年後他轉讀馬鞍山信義學校,完成三年級後便匆匆退學。想起往事,他傷感的說:「當時選擇退學,一則要協助父母捕魚養家;二則課餘幫手捕魚令衣服腥臭,來不及更換便趕去上課,時常被同學嘲弄」。
張先生續說:「渡頭村百分之九十九的學童都在信義學校讀書,因為1940年已有福音船向漁民宣教,當時很多漁民包括我爸爸都受到感召信奉基督,所以漁民子弟順理成章在信義學校唸書。由於漁民大多外出捕魚,所以村裏年紀大的婆婆便負責叫我們起床上學,然後同村的小朋友一齊由渡頭村出發,步行半小時到達當時位於馬鞍山碼頭海濱的信義學校」。張永生先生回憶起童年時說道:「當時家裏連買墨水的錢也沒有,於是我們便用墨魚的膽汁混入醋或者燒酒寫字。當時,原子筆或文具是少數成績優異的同學才能獲得的獎勵,我們的生活在六十年代後才開始得到改善」。
當漁獲豐收的時候,漁民一般拿到大埔批發市場出售。他們首先在元洲仔把漁獲放上駁船,運上岸後,再由海鮮接收車運往大埔魚市場售賣。當時,在批發市場做生意需要中介人,魚市場中介人透過替買賣雙方商討價錢從中收取佣金,所以10元的生意漁民其實只能獲利8元。但那時的買賣過程公平公開,模式與現時的蔬菜統營處相似。張永生先生回憶道:「我們賺到錢後,會到市場買菜。若賺的多,便會買豬肉回家。如果在沙田擺檔,我們還會買一些麵包或日用品」。
當漁民捉到大量螃蟹,便會拿去中環街市出售。因為馬鞍山市集的規模小、需求不多,漁獲容易滯銷。因此,漁民在凌晨六時便挑著重達幾十斤的螃蟹,在以前孤兒院附近的碼頭坐船到馬料水,然後轉乘火車前往尖沙嘴,再步行至佐敦道碼頭。到達碼頭後,他們便會把載滿螃蟹的籮筐放入海中一段時間,讓螃蟹保持新鮮。然後,再乘搭油麻地小輪,輾轉將螃蟹運抵中環街市出售。
馬鞍山礦場全盛時期,員工總數達到1,200人。當時,大部份礦工來自內地,曾任職於粵北曲江「富國煤礦」富有經驗的礦工是馬鞍山礦場招攬來的第一批工人。其後,因二戰、國共內戰及文革,有大量內地難民及國民黨退伍軍人湧入香港,他們輾轉來到馬鞍山謀生。
礦工的生活十分艱苦,據昔日礦工李子輝先生憶述:「礦場24小時營運,採用三班制,有家庭負擔的工友通常需要工作兩班,而單身的我每天只工作8小時」。最初李先生的日薪僅有3毛錢,後漲至3元左右,但月薪也不足100元。此外,礦場實行的「工頭制」,令礦工原本微薄的工資還得被工頭抽佣。所以,礦工每天吃的都是蒸饅頭,或配辣椒、或配蒜頭,很少能吃到肉類,連最基本的營養都難以保證。因此馬鞍山礦場的礦工流失率非常高,若有鄉里介紹其他工作,礦工便會立即辭工離開礦場。
由於早期礦工大多是單身,所以礦場便實行以工隊為單位的「大鑊飯」制。工隊管事從大公洋行領取整個工隊的薪金後,扣減部分薪金以作伙食費、工頭佣金和管事薪金,剩下的按照每個礦工的工作量來攤分。工隊中有專人擔任伙頭,此人毋須採礦,全職煮食,同樣由工隊支薪。此外,礦場還有合作社,合作社向批發商以低廉的價錢購買糧油物資,如米、油以及麵粉等,而工人則以記帳的形式向合作社購買,在支薪時才結算付款。
前礦場職員的女兒陳麗英女士憶述:「父親在礦場的工作雖然是領月薪,但發工資的時間其實是不固定的,所以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如米和火水等,如在未發工資前用完,便要向礦場合作社或附近雜貨舖賒借。待發了工資後,才能清還債款。結帳後工資通常所剩無幾,所以又要再度賒帳,如此不斷循環。此外,由於當時家庭貧困,婦女都會在家中做一些加工製品幫補家計,如穿膠花及釘珠片衫等。在我三年級暑假的時候,一位姨姨拿一些釘珠片衫給我加工,由於我的年紀尚小,她起初不太相信我,吩咐我帶回家與母親一起做,還叫我負責比較容易的工序,完成後給她檢查一下,結果我把工作做妥,那年暑假我賺了70多元,在當時來說算是相當不錯了」。
礦場位於馬鞍山的露天荒野之中,如果大公洋行不提供住宿,便無法吸引礦工到此工作,所以大公洋行在山頂興建了工棚供礦工居住(圖3.3及圖3.4)。早期的礦工大多沒有家眷,因此大部份礦工都居住在工棚內。工棚非常簡陋,房屋內南北各設一道門,東西為窗,一排排靠窗的床像戰時的醫院一樣。當時全部工棚都建於山頂,每個房間有十餘名礦工居住,同一工隊的礦工會被安排住在同一個工棚,方便管理。前馬鞍山礦場秘書兼人事科科長余嘉華先生回憶道:「大公洋行起初用地牛石建屋給礦工居住,但由於礦工的流動性很大,所以礦工人數多的時候便會加開帳篷來居住,這些帳篷是戰時剩餘的軍用物資」。
圖3.3 山頂區內的礦工工棚
其後,礦工紛紛開始組織家庭,結婚後便搬出工棚,起居飲食都有家眷照料,所以礦場也取消了「大鑊飯」制。在五十年代初,礦工家眷通常選擇搬入交通便利的碼頭區居住。最早搬往碼頭區的是運輸司機及維修技工的家眷,他們自行搭建臨時木屋,定居下來,漸漸地形成一個小社區。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越來越多外來礦工組織家庭後定居於碼頭附近,因此碼頭區擴展至紅泥塘一帶,形成了另一個小社區。
馬鞍山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對於流離失所、迫於生計到此謀生的人來說可算是一個「世外桃源」。他們在此安居樂業、發奮圖強,同時也編寫了一齣齣溫情的感人故事。在馬鞍山長大的羅金愛女士,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後來受僱於礦場擔任司機一職。在她的記憶裏:「我家原來有一位姓羅的老婆婆,她卻不是我們的親人。她在逃難時不幸與兒女失散,因她孤苦伶仃,我的父親便帶著她一起逃到了馬鞍山,如母親般照顧多年。其後取得了她女兒在台灣的消息,我們便送她到台灣與女兒團聚」。
圖3.4 礦場結業前的礦工宿舍,今日仍然有人居住(攝於2012年)
宗教團體
馬鞍山作為一個長期被政府忽略甚至遺忘的社區,卻額外得到了神的恩典。在馬鞍山最艱難的發展初期,幸得多個宗教團體在此開展福音事工,分別向居民傳播福音,開辦幼兒園及小學,遍及山頂及碼頭區,更定時向學生派送文具、救濟品及營養食品,提供簡單的醫療服務以及舉辦露天電影晚會,發揚互助互愛的精神。
在馬鞍山長大的羅金愛女士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救濟品有麵粉、芝士、衣物和鞋等,都在學校分發。有一件趣事我至今仍舊記得:我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芝士,看見長形的芝士誤以為是香皂,拿去洗衣服,越洗越油膩,回去問校長才知道是食物,他告訴我們芝士味道是鹹的,適合夾麵包或餅乾一起吃」。
圖3.5a 碼頭區的天主堂 圖3.5b 山頂區的天主堂
- 天主教方濟會
天主教方濟會的胡文義神父於1950年代來到馬鞍山開展福音事工,在他的努力下,方濟會於1952年在馬鞍山興建聖堂(圖3.5a,b)、開辦學校,隨後還開設了修女院、診所和幼稚園。
聖若瑟小學校是馬鞍山早期的小學,第一任校長是郭龍章先生,而負責學校及教會總務的張渤老師則是胡神父在馬鞍山開展福音事工的首批教友之一。礦場結束後,張老師仍堅持照顧居住在山上的外省籍老礦工,這些與香港社會脫節的老礦工無論大小事情都會找張老師幫忙。
除了開辦學校外,胡神父還邀請了瑪利亞方濟會的修女常駐馬鞍山為當地婦孺服務,並於1954年興建了一所修女院。接受過醫學訓練的修女,除了為婦孺治病外,還會為山上的孕婦接生。此外,有些修女還會在教會轄下的小學及幼稚園任教。天主教的各種事工服務令馬鞍山的公共服務日趨完善。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1950年,基督教信義會也來到馬鞍山開展福音事工,先後在馬鞍山建立了山頂的恩光堂(圖3.6)和碼頭區的新生堂。鑑於馬鞍山大多數適齡學童沒有機會接受教育,信義會在馬鞍山山頂開辦了一所小學,名為「馬鞍山鐵礦場員工子弟學校」2。除了上課外,在這裏學習的學生還會獲發很多教會的援助物資,如衣服、棉被、文具及副食品等。此外,學校每年聖誕節都會有唱歌跳舞和話劇表演,馬鞍山的基督徒都入場觀賞,場面十分熱鬧。其後,教會獲政府批准在馬鞍山碼頭區開辦了另一所信義學校,名為信義海濱小學,八十年代政府開發馬鞍山,學校搬去了大水坑附近,直到1987年恒安邨入伙,學校獲撥新校舍繼續辦學,改名為「馬鞍山信義學校」,至今教會在學校內仍擔當著重要的角色。
圖3.6 恩光堂
當時孤兒院有64「家」,每「家」有14名孤兒,由1個「家長」(保母)負責照顧。這樣可以讓孤兒院更像一個家,讓兒童身心得到健全的發展。這些保母被稱為「姑」,並會配上他們所屬的「家」的數字來稱呼她們,如十一姑就是第11家的保母。
兒童新村設備完善,有學校、教職員宿舍以及醫療室等。附近居民的子女亦可到孤兒院裏接受教育。每星期六還會有免費電影供村民欣賞,院中負責照顧孤兒的保母會向村民預告將要播放的影片。孤兒院將大部份孤兒撫養成人後,於1971年結束服務,現址移交給予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並改名為「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圖3.7)。目前,青年新村已發展成為全港最大的宿營營地之一,可容納1,000名營友。
圖3.7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烏溪沙青年新村3
市集的生意人
當年位於碼頭區的市集(圖3.8),猶如馬鞍山的市中心,日常用品都可以在那裏買到。市集鄰近碼頭,交通便利,是馬鞍山區內店舖最集中的地方。市集位於巷子裏,兩旁皆是店舖。店舖大多是平頂石屋,建築風格不一。市集內約有十多間家庭式店舖,每一家都提供不同的貨品和服務,甚少重覆。當然,店舖只會售賣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或時髦新穎的商品則需要前往沙田或市區購買。此外,市集內還有街市,包括豬肉檔、牛肉檔、魚檔及菜檔等,市集營業至早上九時便收市。下文所描述的幾間商舖,都曾是馬鞍山昔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林元記雜貨舖
是一間兩層樓高的平頂石屋,面積約800多平方呎,上房下舖,主要售賣糧油、米、雜貨、飼料、火水和石油氣等商品。地舖後方是米倉、飯廳、廚房和廁所,閣樓則是睡房。林元記的主要客源是區內街坊,由於市集聚集了區內大部分商舖,所以山上、山下和附近村落的居民都會到來購買食品和日用品。此外,區內一些餐廳和酒樓也會向林元記買貨,例如飛達茶餐室的糧油食品都是林元記供應的。入貨方面,林元記的火水和石油氣是從沙田大圍的林家親戚處購買的,將貨物用車運到何東樓後,包船經水路運回馬鞍山。而米則是在西環入貨,同樣先運往何東樓,再由水路運回馬鞍山。林元記通常每月購置一次米,每三個星期購買一次雜貨。
據林元記後人林女士回憶,林元記原本是由其親戚經營,在其親戚退休後,才由林女士的父親接手打理。林女士的父親在內地出生,後期來港於馬鞍山當礦工,其後組織了家庭,接手經營林元記,長期定居馬鞍山。林元記的生意非常好,除了林老闆和老闆娘外,林家的6名子女都在店裏幫忙,即使如此,店裏依然人手不足,需要聘請當地村民兼職送貨。
林元記雜貨舖一直經營至七十年代末,當時政府為了發展新市鎮,清拆了馬鞍山市集並收回土地。但政府允許市集的店舖申請投標公共屋邨市集繼續經營。可是當時林元記的老闆決定不再經營,因此政府提出安置上樓,以公屋單位作為賠償。林元記因此結束了幾十年經營的生意,逐漸被人遺忘。
圖3.8 市集入口處
- 飛達茶餐室
早在1950年代飛達茶餐室已經開始營業,由一位上海人主理,原名並非「飛達」。由於東主年事漸高,他便遊說當時大公洋行庶務員岑先生接手。岑先生接手餐室後,一面經營,一面擴充,並將茶室的名字改為「飛達茶餐室」,寓意飛黃騰達。由一間地舖和一個閣樓組成,大概可以容納100位客人,是昔日馬鞍山最大的茶餐室。據前礦場職員的女兒陳麗英女士透露,當年飛達茶餐室的招牌,無論是設計、書寫與製作,都是由她的父親包辦。
飛達茶餐室是典型的家庭經營模式,主要供應粵式早茶,與現今茶樓相若,不同之處是,茶餐室供應如今少見的豬潤燒賣和鶉春蛋燒賣等點心。新年期間會供應發財好市燒賣,這種燒賣用豬肉、發菜、豬脷和蠔豉製成的。飛達茶餐室的點心師傅都是馬鞍山居民,和僱主一家感情很好,岑家的小孩都把他們當乾爹看待。而茶餐室的顧客則主要是礦工和附近山頂、紅泥塘以及烏溪沙的居民。雖然茶餐室有正式的營業時間(上午06:00-11:00),但其實客人不管什麼時候來光顧茶餐室都會招待。
岑先生的女兒回憶道:「我們以經營早茶為主,正式的營業時間為早上六時正。由於馬鞍山治安非常好,大家夜不閉戶,所以早上五時至六時已有一些熟稔的顧客走進我們的茶餐室。由於他們是常客,所以早已熟悉店裏的擺設,可以自己沖茶。當時的茶餐室沒有午市或晚市,只做早茶。茶餐室主要做礦工生意,他們通常在上班前光顧,收工後便會回家,洗澡吃飯,然後休息,甚少來茶餐室吃晚飯。除非有訪客,或許會來茶餐室吃一頓炒粉麵」。
其實,礦船運礦砂的日子,飛達茶餐室也會有晚市生意。由於礦船不會靠岸,要由躉船把礦砂從岸邊運上礦船,因此礦船的水手和工人便會透過躉船的人預先訂位,以便上岸享用晚餐,一般有10多人光顧。飛達茶餐室平日的生意額大概幾百元,但如果有晚市,生意額最高可達七百多元,但礦場結業後便沒有再做晚市生意了。
總的來說,茶餐室很少會客滿,一年未必有一次宴會。擺酒宴客一般三至五席,主要是生日壽宴。馬鞍山居民宴客通常會出市區,例如在香港、九龍或沙田舉行,婚宴會為賓客包車、包船或包旅遊巴,以便即晚來回。
跟林元記不同的是,飛達茶餐室在七十年代末結束了碼頭區的經營後,仍另覓店舖繼續經營餐飲生意。由於政府在碼頭區興建恒安邨、耀安邨等,所以有多處地盤同時施工,因此,岑家在南蛇(蚺)坑附近的空地用帆布搭建檔口,做地盤工人的午膳生意。而岑家後人亦因此搬回南蛇坑的舊居,重新經營農場和茶檔。岑家後人補充道:「與此同時,政府在現時馬鞍山迴旋處附近開闢了一塊空地作臨時市集,讓現有店舖投標做生意。由於我們已在南蛇坑經營茶檔了,所以沒有競投。這個臨時市集後來也拆了」。
在碼頭區經營茶餐室時,飛達的糧油雜貨購自伯記;米和火水則在林元記入貨,以月結形式交易;而肉類、蔬菜便要往深水埗北河街街市購買。當時不用天天買貨,一般隔一至兩天辦貨一次,老闆娘通常在早上茶市結束後才出去辦貨,她會乘船去何東樓,其後搭小巴到深水埗南昌街。買貨後,一個人用扁擔挑兩籮筐貨物,坐小巴回何東樓碼頭,再乘電船仔回馬鞍山。岑家子女長大後,老闆娘便帶著子女一起去辦貨。後來何東樓拆了,辦貨需取道馬料水,再轉火車,往旺角街市買貨。旺角的店舖有時會借出手推車,並派員工幫忙推貨上旺角火車站。由於火車貨卡沒有座位,因此飛達老闆娘和子女只能席地而坐。火車停站時間非常短,卸貨速度需快,有時甚至要直接把貨物拋下車。
- 茂和茶室
經營茂和茶室(原名新發茶室)的戴家,原本是賣粥的,後期開始賣豬肉。戴家祖籍肇慶,最早居於九龍仔,主要以售賣白粥、油條和煎堆為生。但在1952年,他們在九龍仔的房屋發生火災,火災後經馬鞍山的親戚介紹搬入馬鞍山居住並開了一檔粥舖,取名「成記」。當時馬鞍山人比較清貧,許多人都是住在沒有廚房的木屋,因此粥舖經常有很多居民光顧。
其後,戴家開始在碼頭區的房子裏經營豬肉生意,樓下屠豬賣豬肉兼賣白粥和豬紅粥,樓上住人。茂和茶室第二代戴錦文女士憶述當年協助父親屠豬,「當時二人合力把豬按在『劏豬櫈』上,割喉放血。當時每天屠一隻豬,爸爸在碼頭區賣豬肉,腩肉每斤2元, 上肉每斤3元,瘦肉每斤4元」。
除此以外,戴家還自製燒味出售,在豬肉檔外燒乳豬。同時,他們在半山平民屋(即信義新村)對上的位置購置了幾萬尺的農場,用作養豬及耕種(如種植經濟價值極高的龍脷葉)。由於農場的土地屬於政府,因此每月也要繳納地租。除了自家農場裏的豬,戴家還會在十四鄉及烏溪沙一帶購買活豬,因而結識了很多朋友。賣剩的豬肉會以相對便宜的價格出售給天主堂,所以戴家和天主堂的交情也很好,天主堂修女還會送一些雞蛋給戴家以表謝意。
六十年代末,新發茶室的老闆百年歸老,他的獨生子很難繼續經營茶室。由於戴家一直與茂和的老闆有豬肉生意來往,再加上茂和的老闆娘希望有經驗的人接手,因此決定由戴家繼續經營茶室(圖3.9)。
當時礦場運砂船上的水手和工人都喜歡光顧茂和茶室,每逢他們來光顧,茶室會營業至晚上十一時甚至凌晨。此外,大公洋行的員工也會在茂和茶室喝咖啡及奶茶。茂和茶室的老闆娘人緣十分好,許多人都會來茶室跟她搓麻將或打天九。老闆娘身故後,茂和的生意大不如前。當政府宣布收地發展新市鎮,茂和茶室的土地屬於政府,茶室因此結業了。
圖3.9 茂和茶室(原名新發茶室)
- 林長才豬肉舖
林家三代都是賣豬肉的,店號為「集成豬肉檔」。當年賣豬肉要去大埔屠房採購,晚上七時半乘搭尾班船往何東樓,再轉乘小巴到大埔,在屠場附近過夜,翌日一早將豬肉運回馬鞍山出售。根據集成豬肉檔後人林長才的記憶,平日通常屠宰一頭豬已足夠,但週末需要屠宰兩頭。1981年清拆碼頭區,林長才和大哥改到沙田第一城臨時街市繼續經營,但他們仍會回到馬鞍山賣豬肉。
當大埔屠場准許商販自行屠宰豬隻後,林長才每天清晨四時出發往大埔,親自把豬屠宰後運往沙田第一城的攤檔,將豬「開殼」拆件,大概七時半用小型貨車將部份豬肉運去亞公角及大水坑出售。當時,亞公角村(即現今沙田醫院的位置)尚未清拆,其後再往現時恒安邨迴旋處附近的臨時市集售賣。這個臨時市集是清拆碼頭區後,居民向政府爭取回來的。整個市集只有約六間舖,包括雜貨舖、糧油米舖、豬肉檔及酒樓等。在臨時市集賣剩的豬肉,便賣給馬鞍山山頂區的居民。由於山頂區大多是老人家,上門發售豬肉較為方便。當貨車駛到山頂區時,林長才大叫「賣豬肉」,村民便會自動出來購買。直至八十年代末,第一城街市取代了臨時街市,林長才再沒有到馬鞍山賣豬肉,而豬肉檔亦遷往第一城街市去了。
除了上述商舖,市集內還有雜貨店(成發士多、衛記士多、怡豐和伯記)及理髮店(良友)等。其中,由鄒衛先生經營的「衛記」是第一間進入碼頭區的店舖,因此售貨種類繁多,如生果、汽水、煙酒、藥物、文具及麵包等,一應俱全。伯記位於怡豐對面,星期天兼售燒味,貨源來自沙田,故此基本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能在市集購買。此外,與現時超市及雜貨舖即時付款的經營方式不同,昔日買東西可賒數。當時不少礦工都會賒數,支取薪金後才來結帳。長約聘請的礦工甚少會走數,但離職的礦工偶然也會走數。茶室由於買貨量多,所以也會賒數,每月結帳一次。發展新市鎮後,賒數模式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