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同舟
馬鞍山的社區特色
風雨年代 平淡生活
群策群力 共建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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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大公洋行在整個社區扮演了重要的支援角色。」── 前馬鞍山居民林女士

 

「本區居民絕大多數是礦場員工及家屬,所以礦場在經營期間對區內居民或多或少予以照顧,所以馬鞍山與其他木屋區比較,有所不同……。」── 馬鞍山居民代表1


 

大企業

 

昔日的馬鞍山獨處一隅,政府對其不聞不問,沒有任何市政設施及服務。因此,大公洋行需要為員工及家眷提供一系列的社區服務,例如替居民辦理出世紙文件、供應水電、防水防災、維持治安以及舉辦各種娛樂康體活動等。受益對象不僅限於礦場職工,其他居民亦能使用大公洋行提供的基礎設施及社區服務。總括而言,大公洋行在馬鞍山社區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圖5.1)。

 

住宿方面,雖然礦場當時實行工隊外判制,但大公洋行依然為礦工提供了住宿,如工棚及帳篷。醫療方面,大公洋行於1951年分別在山上、山下設置了醫務室,聘用政府註冊的社團診所主診人駐診。除員工外,其他居民亦可免費接受醫療診治。雖然馬鞍山非礦場員工的人數日漸增加,但大公洋行仍然繼續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直至礦場結業。供水方面,大公洋行在大水坑溪流上修建了一個小型堤壩用以蓄水。除了為礦場供水外,大公洋行還將水喉引到碼頭區的宿舍,以保障礦場員工的日常生活用水。同時,在不妨礙礦場員工用水的情況下,大公洋行亦容許其他居民利用街喉取水使用。公共交通方面,大公洋行的交通車每日定時來往山頂與碼頭區,居民可免費乘搭。治安方面,大公洋行警衛室除了保障礦場物資與人員的安全外,亦會負責維持區內治安(圖5.2)。大公洋行的警衛員都有佩槍,與銀行警衛員配備的散彈槍一樣,需要向政府申請槍牌。所以倘若出現小糾紛,居民通常會前住大公洋行的警衛室尋求協助。公共衛生方面,整個碼頭區都依賴一個由大公洋行興建的公廁。至於康體娛樂,礦場亦有舉辦文娛活動如邀請戲班唱戲,為居民帶來歡樂(圖5.3-5.4)。此外,大公洋行還設有康樂室(圖5.5)和籃球場(圖5.6)供員工使用。

 

              

圖5.1 位於碼頭區的大公洋行辦公室2                       圖5.2 礦場警衛室


 

             

圖5.3 大公洋行邀請戲班唱戲,為居民提供娛樂      圖5.4 礦場主任朱麗泉頒獎給球賽得獎者

 

             

圖5.5 礦場休息室(又名「康樂室」)                    圖5.6 礦場籃球場 (其後改作小型足球場)

 

通訊方面,居民與區外的通訊主要依靠大公洋行的協助。早期,大公洋行的電話只能接駁礦場內不同的部門,對外通訊則要透過信件。大公洋行便肩負起這個重任,把居民的信件帶去市區投寄,而寄往馬鞍山的信件都會先寄往中環大公洋行的總行,再由大公洋行的職員帶回馬鞍山。寄件人除了在信封上填寫大公洋行總行的地址外,還需要列明轉交的人。後來,大公洋行在何東樓設了轉運站,政府便把所有寄往馬鞍山的信件放在該處,再由大公洋行的職員帶回馬鞍山。當信件到了馬鞍山後便會存放在大公洋行合作社前的公共信格(圖5.7),信格排列整整齊齊兼有地址註明,居民自行去取信。不論是否礦場員工,都可以使用大公洋行的郵寄服務,連烏溪沙的村民也來投寄和收件。到了七十年代,大公洋行安裝了馬鞍山區內唯一可以對外聯繫的電話,亦慷慨地借給居民使用。

 

當然,大公洋行作為商業企業而非政府機構,所提供的社區服務和設施亦只求滿足基本所需而不求完美。以他們所建的公廁為例,公廁設備非常簡陋,是一個沒有任何沖水系統的鄉村式旱廁,且沒有聘用專人打理,只有農夫偶爾清理及運走幾擔糞便用以堆肥,因此廁坑常滿為患、臭氣熏天。

 

整體而言,倘若沒有大公洋行,馬鞍山的社區必定難以正常運作。大公洋行的「大企業」正好彌補了政府的不足,在馬鞍山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大公洋行亦有不足之處,所提供的服務和設施未盡完善,有時亦會親疏有別,故需要「大社會」和「大家庭」去平衡社區的發展。

 

圖5.7 碼頭區的公共信格

 

 


大社會


他們(教會組織)在教育和生活方面為居民提供了不少幫助,除了傳播福音和開辦學校外,還分發救濟品,如衣服、食物、書簿文具等。」── 前馬鞍山互助委員會主席余嘉華先生

 

「最難忘的是當年大家聚在一起,互相照顧,誰家有事,大家都會幫忙。」── 前馬鞍山居民吳惠珍女士

 

「懷念當時濃濃的人情味,我們現在還有跟以前的鄰居保持聯絡。我們以前都不用關門,左鄰右里互相照顧,有好吃的東西都會一起品嘗。生活過得平淡而幸福。」── 前馬鞍山居民李美霞女士3

 

 

宗教團體是馬鞍山「大社會」背後的主要支柱,它們填補了政府和大公洋行的不足,改善馬鞍山居民的生活,令整個社區能平穩運作和發展。當時活躍於馬鞍山的宗教團體包括基督教信義會和天主教方濟會兩大團體。他們在教育和生活方面為居民提供了不少協助,除了傳播福音和開辦學校外,他們還發放救濟品如衣服、食物和書簿文具等,甚至提供住宿讓居民安居樂業。宗教團體亦特別關心婦女的生活和兒童的身心成長,為他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此外,教會亦舉辦不少文娛活動,讓居民可以彼此聯誼相聚,融入社群。

 

以基督教信義會為例,五十年代初已開始服務馬鞍山社區,最主要的工作是辦學,為貧窮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學習的機會。1952年,信義會首先在山頂區開辦學校。其後學生人數日漸增多,於是在山腳近南蛇坑搭建一所木建校舍,只有兩個課室。這所校舍運作了數年後,因環境欠佳且課室結構不安全,再加上教會得到政府資助提升為一所津貼學校,逐於1961年至1962年期間在碼頭區北面(耀安邨附近)興建了一所全新的三合土標準校舍。校舍的面積很大,環境優美,共有6個課室、校長室、廚房、附屬幼稚園、操場(內置鞦韆、滑梯、沙池、苗圃及花園)、教會辦公室及傳道人宿舍。初期有學生數十人,最高峰時則接近300人,學費每月1.3元,當中0.3元是堂費。而位於山頂區的舊校舍仍繼續運作,有數十名學生在此就讀,學生大多是外省礦工的子弟。當時,三年級和五年級為一班,四年級和六年級為一班,其中一班有16人4。礦場結業後,這所學校亦停辦了。

 

天主教方濟會的胡文義神父於1952年在山頂區開辦小學,1953年向政府正式註冊為聖若瑟小學校。其後,胡文義神父更邀請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修女到馬鞍山為村民服務。在山頂開設了聖若瑟幼稚園,照顧年幼兒童。而方濟會和信義會一樣,因區內人口大增而必須擴充校舍,胡神父便選址在碼頭區北面興建分校,同樣名為聖若瑟小學校(圖5.8及5.9)。

 

 

     

圖5.8 碼頭區聖若瑟小學校正門                      圖5.9 山頂區聖若瑟小學校

 

雖然馬鞍山只是一個採礦小鎮,學生人數不多,但這兩所教會學校在學界卻頗負盛名。根據1973年入職信義學校的楊偉才老師憶述:「雖然我們學生不多,但體育成績也不錯,在學界陸運會都屢獲獎項。例如在七十年代,我們曾經獲得沙田區男子田徑甲組冠軍,並破了學界男子800米記錄。我們亦曾參加沙田區的學界籃球比賽,全校的籃球員只有6人(籃球隊伍最少要5人),但學生卻非常渴望出賽,因此報名參賽。我們沒想到能創出佳績,第一年參賽便取得亞軍,第二年更勇奪冠軍」。

 

教會辦學對馬鞍山社區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學校不單傳授知識,更重視品德和情操的培養,老師關心學生的成長和家庭的需要,為學生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成長環境和學習榜樣。自1962年開始在馬鞍山信義學校任教8年的蘇維智老師表示:「當時學生、家長和老師之間很多交流互動,好像一家人」(圖5.10)。午飯時間師生一起打籃球、踢足球和跳繩;放學後老師又會帶學生下田,栽種豆角、茄子和生菜等。老師對學生的關愛不限於校園內,楊偉才老師有見當時學生很少機會到市區,有些學生也沒有乘坐過電車。楊老師憶述:「有一次農曆新年,我帶了8個學生往市區。大清早,我在何東樓的碼頭接他們,然後帶他們去乘電車,再往大坑參觀我家,午飯後坐纜車上山頂,五時多才送他們乘船返家」。

 

師生之間亦師亦友,老師成為學生傾訴的對象,曾在信義學校就讀的羅金愛女士憶述:「那時候的學生把老師當作朋友,許多事情都不跟爸爸媽媽傾訴,反而要跟老師分享感受。我有一位同學失戀了,她跑去找老師。老師跟她說:「我替你分析,你們現在拍拖,他都不尊重你,你日後做了他的太太,他會不會尊重你呢?你自己想想吧」。另一位曾就讀信義學校的學生陳麗英女士亦有相同的感受:「當時的老師都很有教育理想,老遠跑到馬鞍山這個貧困和偏遠的地方教學。學校所有的老師皆居於九龍,每天乘車乘船才能來到馬鞍山。當時,市區已有半日制小學,而馬鞍山的學校仍是全日制,工作量比前者大。雖然工作繁重,老師仍喜歡與學生聊天,他們懂得與孩子溝通,常常送一些小禮物如膠擦和間尺,以獎勵一些清貧的學生。老師亦十分關心學生的家庭狀況,若同學家中有白事,老師會予以慰問,校長也會出錢出力幫助同學」。

     

碼頭區信義小學正門                                      圖5.10 蘇維智老師與學生郊遊合照

 

老師的教育熱誠和關愛對兒童的價值觀有正面深遠的影響,難怪眾多前馬鞍山居民都異口同聲地說昔日的社區十分純樸,富有人情味及凝聚力。羅金愛女士提到:「不論是上課還是牧師講道,都是教我們走正途而非走歪路,要對人恩慈」。

 

除了培養品德情操,教會亦照顧學生以及居民的生活所需。礦工第二代黃子廣先生(廣叔)十分感謝天主教的神父及修女的照顧:「每個學生的書本及文具都是由教會派贈,衣服是修女裁剪的,鞋子亦是由教會協助找回來的。修女們每天派發牛奶、芝士和麵包給我們,還會贈醫施藥,派發救濟品」。而信義會亦推出學童營養餐,免費為信義學校的學生提供麥米粥、奶粉和餅乾等,只要是教友或者學生就可以取用。食品每人一份,而衣服方面,只要合穿就可以拿走。在馬鞍山天主堂服務多年的張渤老師,可算是最令人敬佩的馬鞍山人。當政府決定發展馬鞍山新市鎮後,張老師仍選擇留下來肩負起照顧山上老礦工的工作,替他們組織老人會,向政府爭取福利。

 

此外,除了生活的基本需要,宗教團體亦照顧居民的日常娛樂,例如天主教胡文義神父自資放映電影供居民觀賞。每逢聖誕夜,聖堂除了舉行彌撒外,還有最受孩子歡迎的晚會及攤位遊戲,而每位孩子亦會獲贈禮物包,開開心心渡過聖誕節。每年的晚會都使枯燥乏味的生活變得熱鬧起來,差不多所有聖若瑟小學校的學生及家長都來參加,把學校擠得水泄不通。

 

宗教團體不僅為居民提供各樣生活用品,一些基本的社會服務如住宿及醫療都照顧得無微不至。信義會有感颱風威脅居民安全,因此興建了信義新村,讓教友申請入住。在醫療方面,由於交通不便,居民染病難以出外求醫,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的修女們便開設聖若瑟診療所(圖5.11),向居民提供免費的基本醫療保健服務。而基督教信義會的牧師會介紹病人到九龍醫病,由信義會社會服務處負責費用,也會提供車船津貼。救災方面,馬鞍山山頂的行人橋於1959年被洪水沖毀,亦是信義會向政府申請撥款復修6

 

因此宗教團體對馬鞍山社區發展實在功不可沒,沒有了宗教團體的慈善福利,居民的生活便極為艱苦。當然,支撐「大社會」的不只是宗教團體,政治和地方團體同樣地扮演著重要角色。一些政治團體很熱心為馬鞍山的居民提供援助,台灣的中華救助總會便是其中一個例子。當時,礦場裏有很多外省工人都有國民黨背景,他們聯繫了台灣的中華救助總會,申領救濟金,並保送子女到台灣讀書,使居民不用為子女的升學問題而憂心。其後,當礦場改變了生產模式,精簡人手而大量裁員時,不少失業的礦工都是靠台灣中華救助總會協助移民到台灣。每年雙十節,中華救助總會都會資助馬鞍山的慶祝活動如大戲演出和搭建排樓,將歡樂帶給居民。另一方面,地方團體如沙田鄉事委員會亦主動協助居民解決生活上的困難。1962年,颱風溫黛吹襲,導致馬鞍山沿海水漲,船漂出了海,房屋損毀嚴重,而海水和大雨更令渡頭和烏溪沙中間變成了一片汪洋,分隔兩地。當時的鄉事委員會吳燦林主席組織了捐款,村中每戶可各取30元重建寮屋。

 

宗教、政治和地區團體之間雖然沒有協調與分工,但它們各自的工作結合起來卻組成了一個社區福利網絡,保障了居民的生活。然而,單是地區團體的積極支援不足以使整個社區健康發展,馬鞍山社區的經營和維繫還要靠居民互助,相互配合。居民之間深厚的感情和互助精神正好凝聚成豐厚的社會資本,與地區團體所組成的社區福利網絡互補不足。

 

圖5.11 碼頭區修女院提供門診服務

 

在馬鞍山新市鎮發展以前,對外聯繫只有水路交通,居民需乘坐街渡往何東樓(後改為馬料水)再轉車到市區(圖5.12)。由於馬鞍山缺乏通往香港其他地方的陸路基建,因此馬鞍山好像離島一樣地處邊陲。除了交通不便,大部份居民每天都要為生活奔波,甚少有餘暇外出到市區,正如馬鞍山前居民林女士所述:「我們外出的機會不多,因為父母既要打理店舖,又要照顧我們。我們有時候會很期待到九龍及香港,但通常外出都是有目的,例如帶小孩看醫生或辦證件,父母不會為了消遣專程外出。我們需要等待每年學校旅行去扯旗山(太平山)等地方,才有機會出門」。另一位馬鞍山前居民袁松齡女士亦提到:「一年只有一次乘船乘車往沙田、大埔及市區,外出的前一晚會興奮得睡不著」。

 

今時今日,不同城市和地區為了避免被邊緣化,在硬件和軟件上都積極地與外界接軌。然而,昔日的馬鞍山,卻因位處邊陲令區內居民形成一種向心力,凝聚濃厚的鄉里互助精神。這種睦鄰守望相助的關係及濃厚的人情味是馬鞍山居民最懷念的生活點滴。當時社區治安很好,夜不閉戶也不會遭小偷盜竊。以下列舉數例,足以反映當時馬鞍山鄰舍鄉里間互助精神如何維繫居民彼此之間的關係。

 

在馬鞍山裏,家家戶戶都互相認識,生活得很融洽,各家各戶不會斤斤計較生活小節。商舖間亦不存在競爭,非常熟稔。由於碼頭往市集的路並不平坦,路面上有很多小石,推車運貨非常困難,街坊之間都會互相幫忙。前馬鞍山居民戴錦文女士提到:「當時很多礦工都是單身,沒有家室,因此我的媽媽都會邀請他們來家裏作客,讓他們感受一下家的溫暖,熱鬧慶祝一番」。此外,鄰舍鄉里間都互相幫忙照顧小孩。由於家中壯年的父母大多外出工作,因此照顧兒女的責任由親戚朋友和鄰舍鄉里分擔。住在渡頭村的漁民張永生先生七歲時寄住在岸上親戚家,以便父母、大哥、大嫂、二哥及二嫂出外捕魚養家。

 

圖5.12 何東樓轉運站

 

此外,同鄉的互助在馬鞍山社區非常重要,不少新移民家庭都是來投靠同鄉,然後慢慢地適應生活。良好的鄉里關係不但協助居民應付生活基本所需,而且幫助不少居民改善生活。馬鞍山市集內很多商舖都是依靠同鄉或朋友的幫忙而開業的,例如售賣豬肉檔的林氏一家,兒子林長才先生在訪談中提到:「那位同鄉叔父林喬正(正叔)將幾頭豬送給我父親作為開設豬肉檔生意的本錢。若沒有他的恩惠,我們一家就沒有今天的安穩生活。所以我們都很尊敬他,在他百年歸老時,我的爸爸都替他打點後事」。


雖然居民大多是勞動階層,有時「搵朝唔得晚」,但當鄰居生活遇上困難時,大家都會伸出援手,提供協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曾經有礦工因工喪生,礦工們自行籌款幫助肇事家庭。當有家庭失去經濟支柱時,居民便在茶餐廳門外放了一本帛金認捐簿和錢箱,鄰舍們都非常樂意助他們渡過難關。面對各種困難和巨變,居民都能自發地組織起來,合力找出解決問題的對策。渡頭村漁民張蘇妹女士亦提到:「村民們打風時都會幫忙把船拉回來,以防被海浪捲走。孩子和老人家則手牽手站在較安全的地方,互相守望相助」。

 

從以上諸例可見,不論是日常生活的細節如運貨,還是面對自然災害,馬鞍山居民都能發揮互助精神,誰家有事,大家都義不容辭地幫忙。雖然生活平淡艱辛,但鄰居們都主動地盡己所能,守望相助,漸漸地形成鄉里街坊意識,建立了歸屬感,鞏固了社區的凝聚力。從另一角度看,馬鞍山地處偏僻,卻成就了民風淳樸,人情味濃厚的社區。這造就了馬鞍山社區的特色,亦是馬鞍山社區安定的主要因素。

 

     

 

 


大家庭

 

「小時候,我媽患了大病不能工作。作為大女兒,我便跟爸爸外出捕魚,賺錢養家。因此,我到14歲才入讀小學一年級。」──馬鞍山渡頭村居民張蘇妹女士

 

「當時,父母謀生很辛苦,所以我們要分輕重擔。如今我們的兒女已經不再有這種心態了。」──前馬鞍山居民林長才先生

 

 

除了良好的睦鄰關係,家庭中各成員之間互相扶持的精神亦是令社區安定的重要一環。家庭是社區最基本的單位,每個家庭都是社區最真實的寫照。馬鞍山絕大部份家庭都是勞動階層,面對艱辛的生活,每個家庭成員都以讓家人生活安穩為目標,努力幫補家計,互助體諒,互相扶持。

 

為了分擔家庭的重擔,家中的長子長女通常需要放棄讀書的機會,盡快投身工作賺錢養活家人,溫家村的原居民代表溫容生先生便是一個例子。溫先生隻身遠赴英國,從廚房雜工做起,刻苦耐勞地辛勤工作,從1958年至1961年,他一共寄了4,000英鎊回家,折合港幣約64,000元,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額,足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戴錦文女士也是因為要分擔家庭的負擔,差點兒失去讀書的機會,她憶述:「我在碼頭區天主教聖若瑟小學校讀書,由於我經常幫媽媽賣豬肉,所以常常遲到,被老師責備。當時因被老師責罵,而不想再在那裏讀書,便轉去信義學校就讀。可是,不久又出現同一個問題,便輟學了」。為了減輕父母的擔子,戴錦文女士幾乎失去讀書的機會,幸而後來找到半日制的學校,一面分擔父母的工作,一面繼續學業。

 

從家庭成員之間的相處,亦可反映出馬鞍山人守望相助的精神。家人互相幫忙,各司其職。賣豬肉的林氏一家是一個好例子。林長才先生的姑姑陳老太憶述:「我的哥哥(林長才父親)靠賣豬肉賺錢維生,但後來因為交通意外撞至重傷,在九龍醫院住了幾個月,而我的大嫂亦因為要照顧大哥,無法抽身工作。當時政府沒有綜援救濟,大哥是一家的經濟支柱,要供養父母、弟妹、妻子及子女。為了一家的生活,我的爸爸(林長才爺爺)決定幫忙。其實,爸爸當時年事已高,但為了一家的生計,便開始接手賣豬肉的生意。他每天在大埔屠場拿豬肉,首先在碼頭區賣,然後再上山頂區。與此同時,由於大嫂忙於照顧大哥,只好將林長才交托我的媽媽照顧。我媽媽身體不好,經常生病,而且當時我的弟弟剛出世不久,她一人照顧兩個孩子,確實非常辛苦」。林氏一家十分團結,彼此體諒及關懷,盡己之力,與家人共渡難關,克服種種困難。這種家庭成員之間的凝聚力,正好與馬鞍山居民之間的鄉里情誼互相映照。

 

雖然犧牲小我、順從父母、以家庭為先可以令一家安居樂業,但有時亦會對個人造成畢生的遺憾,袁松齡女士有這樣的感慨:「我本來考上了市區的真光中學,但因為當時家境並不富裕,學費和交通費的負擔甚大。爸爸曾提出戒煙,每天便可省回1元,一個月剛好有30元給我交學費,但最後卻沒做到。此外,媽媽重男輕女,認為女孩子應該賺錢養家而不應讀書,加上我是長女,所以不讓我繼續學業。其後,我在烏溪沙讀中學,媽媽都常計算我讀書的開支有多大。為家庭犧牲學業於我來說是心中的一根刺。如果我當初可以在真光中學讀書,我的人生便可能被改寫」。

 

有人為奉獻家庭而自豪,亦有人為犧牲自我前途而遺憾,但這種重視家庭的觀念在馬鞍山昔日的社區發展中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援不足而大公洋行的角色又有限的時代背景下,若果沒有了家庭成員之間的互相扶持,馬鞍山的社區發展必然舉步為艱,難以維持下去。

 

山頂區鳥瞰圖

 

 


大毅力

 

「由於當時沒有政府救濟,我們只是靠自己努力來維持生計。」──前馬鞍山居民袁松齡女士

 

 

除了上文提到的「大企業,大社會,大家庭」外,個人的價值觀對社區的發展也非常重要。馬鞍山居民堅毅的意志和靈活的頭腦讓他們在艱苦生活中茁壯成長,從而獲得了安穩的生活。


袁松齡女士的父母就是頭腦靈活的佼佼者,雖然袁媽媽從未接受過教育,袁爸爸亦沒有完成小學課程,不過他們都善於把握機遇,想出各種方法賺錢謀生。袁媽媽在大公洋行替日本海員及住在宿舍的單身外省員工洗熨恤衫、補衫及織冷衫等。袁爸爸則在家磨豆漿和製豆腐花賣給宿舍的礦工。其後,袁氏一家搬到紅泥塘務農維生,養豬、養雞以及養白鴿,大埔和沙田的豬農會定期購買他們飼養的豬隻。此外,袁女士的母親會在家中釘裝珠片和膠片,亦會外判給其他村民。七十年代經濟環境轉好,袁爸爸運用他的機電知識,接駁電視機的天線。袁氏一家是馬鞍山區內最早擁有電視機的家庭,袁媽媽想到每人收費一毫子讓鄰居小孩來看電視,又藉此機會出售自家製的紅豆冰和大菜糕。最熱鬧的時候,曾有二十多人在袁女士家中看電視,他們很快便賺回購買電視機的成本。


茂和茶室後人戴錦文女士形容:「小時候的生活十分艱苦,我要將豬餿用鐵桶運上山餵飼豬隻。當時年紀小,身材矮細,自然覺得鐵桶很重。煮豬餿是用電油桶放在由石搭成的爐上煮,並用耙攪拌豬餿。由於桶身高,我要站在木箱上,才能攪拌那鍋豬餿,但那個木箱並不穩固,我隨時可能跌倒掉入鍋中。此外,餵雞的工作也很辛苦。那些雞隻十分兇惡,經常欺負我,我不得不拿著掃帚來嚇牠們」。儘管戴女士小時候的經歷十分艱苦,但她卻沒有放棄,反而堅持下去替家人完成工作。


從馬鞍山居民發奮圖強的故事中可見,堅毅的個人意志是不可或缺的部份,令他們在一個「小政府」的環境下仍能生存下去。

 

 


 

小政府

 

「本區卅多年來從未蒙政府照顧,簡直被摒棄於香港進步與繁榮之外,向來居民只有納稅之義務,而無享受公共服務如食水、交通、衛生、郵遞、消防等之權利,請試翻查貴理民府之檔案記錄,政府何嘗為本區做過一點好事?正因如此,本區不能不自成一體,靠自己以最原始最起碼之辦法解決……」──前馬鞍山互助委員會主席余嘉華先生7

 

「We have not done very much for these immigrants and I think it is justifiable to build this bridge for them…on the grounds that it will be used mainly by immigrants. (我們一直缺乏照顧當地的移民。既然建橋能便利這些移民,我們應該承擔此項工程)」──Denis C. Bray for District Commissioner, N.T. 新界民政署(黎敦義代行)8

 

 

昔日的香港政府對馬鞍山社區的支援實在非常有限,沒有提供一般的市政服務如水電、衛生、郵政和消防等。在醫療方面,政府曾經提供醫療船診症服務,在六十年代,醫療船慈雲號每星期往烏溪沙一次,為居民診症。由於到訪次數太少,所以甚少人會依賴醫療船。

 

政府亦沒有積極支援馬鞍山的公共建設。1959年,連日暴雨以致山洪暴發,沖毀山頂區的一條行人橋,影響居民出入。當時基督教信義會從報章得悉政府撥款五十萬援助新界災區,便向政府申請撥款,復修行人橋。新界民政署收到申請後,便向輔政司請示撥款,並在備忘錄中明確指出政府一直以來對馬鞍山居民支援不足,因此支持撥款建橋以作補償,又建議將工程列入政府1960/61年度的工務計劃內。然而,當時輔政司態度消極,推卸修橋的責任給大公洋行。新界民政署便回應指出大公洋行並無任何法定義務修橋,加上該橋與大公洋行業務的日常運作無關,大公洋行亦已承諾支持工程的運輸開支,故此政府應當負擔工程的費用。然而,政府內部討論至1961年才同意撥款,把工程納入政府1962/63年度的工務計劃9

 

居民也能深切體會到政府對馬鞍山社區缺乏照顧,難怪當政府要發展馬鞍山新市鎮時,馬鞍山居民在致沙田鄉事委員會的信件中寫道:「卅多年來本區在政府心目中只視作一地理名詞,對於區內一切公共事務……政府均漠不關心,視同化外,本港市民應享之公共服務,概與本區居民無緣10」。

 

然而,政府對馬鞍山的社會安定並非全無貢獻。首先,政府擔當了監察和執法者的角色。警方定期派遣鄉村巡邏隊(即「穿山甲」)到馬鞍山巡邏,維持治安。政府礦務處亦會定期派員巡查礦場,確保礦場工作環境安全。此外,當地團體無法解決區內紛爭時,政府亦會介入調解處理。1955年礦場的勞資糾紛便是一個例子11

 

在1954年,大公洋行礦場基於多個原因進行改組:一,夜更工人的工作效率低,產量僅為日更工人的四分一至五分一;二,礦場由露天採礦逐漸轉為地下坑道採礦,人手需求因此下降。三,新落成的選礦廠重新篩選以前囤積的次礦,減少對新礦石的需求。大公洋行的管理層因此通知工隊的工頭,要求他們遞交一份裁員名單。工頭其後交出一份290人的名單,而大公洋行最後決定裁減230至240人,相當於全部礦工的四分之一。大規模裁員造成了區內不穩定的因素。部份自稱礦工代表的工人不滿被裁,於是致函輔政司,投訴大公洋行拖欠四個月的薪金、沒有發放遣散費、沒有合理工傷賠償、非法扣押工人的身份證、合作社索價過高、工時長及薪金少等。於是,勞工處和礦務處介入調查,發現大部份指控並不成立或大公洋行已在跟進。大公洋行並沒有拖欠被裁礦工的薪金,只拖欠現時仍然受僱礦工的薪金。大公洋行承認因周轉問題欠薪四個月,但承諾在下批礦石運往日本後,馬上支薪,而所有受僱的礦工亦已同意此安排。由於礦工是受僱於工頭而非大公洋行,再加上礦工是按其生產量支薪而非定期支薪,故大公洋行根本無須發放遣散費。工傷方面,大公洋行向因工受傷的工人每日發放2元作恩恤金,亦會按照醫生的傷勢評估作合理賠償。另外,合作社只是支取每件貨物成本價的百分之二作運輸費用,與區內市集比較,價錢相若。工時方面,大公洋行同意將九小時一更縮短為八小時一更。在工資方面,礦工一天工作八小時,每天收入大概是港幣4.5元至5元,較市區其他低技術工種的薪金為高。經過政府介入調查,礦場的勞資糾紛終於結束,讓馬鞍山社區重回安定。

 

總括而言,香港政府對馬鞍山的社區支援並不多,一直都是以「積極不干預」管治馬鞍山,政府只在社區出現無法解決的問題時才介入,令社區得以平穩發展。然而,若要「小政府」的管治方式行之有效,必須有其他團體和組織的配合,填補政府遺下的管治空缺。在馬鞍山,大公洋行正好扮演了這個重要的角色。


 

 

 


 

風雲變色

 

馬鞍山的社區在發展新市鎮前處於一個「大企業,大社會,大家庭,大毅力,小政府」的狀態。政府的角色及支援雖然不多,但透過企業和宗教團體的配合,再加上良好的睦鄰和家庭關係及個人的堅毅意志,馬鞍山得以發展成既安定又健全的社區。大公洋行在七十年代中結業並撤出馬鞍山後,「大企業」不再,迫使整個社區要掙扎求存,而掙扎的過程中難免會承受痛苦的經歷。當政府決定在馬鞍山發展新市鎮時,昔日的社區被迫瓦解,新型社區亦隨著新市鎮的發展慢慢建立起來,取代昔日「大企業,大社會,大家庭,大毅力,小政府」的局面。

 

在時代巨輪下,社區的轉變是在所難免的,今天家庭和鄰舍的關係可能不及往昔,但政府卻提供了更多支援去幫助馬鞍山的社區發展。回首過去,馬鞍山在一個風雨飄搖,大部分人捉襟見肘的年代裏,慢慢地建立起一個穩健的社區,箇中深厚的情誼,的確教人回味。

 

 

 

 

 

1 馬鞍山居民代表致沙田鄉事委員會信件(1981年9月17日)
2 圖5.1-5.2,5.5-5.9 及圖5.12由陳培佳博士提供)
3 伍世良、何漢東(2011)。雪泥鴻爪——三個馬鞍山礦工第二代的成長故事。香港:沙田區議會
4 資料由裘渝珠老師提供,裘老師於1961年至1963年期間在山頂馬鞍山信義學校擔任音樂老師)
5 圖5.10 由蘇維智老師提供。
6 香港政府檔案處,一般事項通信原件 (HKRS156-1-7806)
7 余嘉華先生致沙田理民官夏思義博士信件 (1982年3月25日)
8 香港政府檔案處,一般事項通信原件 (HKRS156-1-7806)
9 香港政府檔案處,一般事項通信原件 (HKRS156-1-7806)
10 馬鞍山居民代表致沙田鄉事委員會信件 (1981年9月17日)
11 香港政府檔案處,一般事項通信原件 (HKRS41-1-8621)
序言
驀然回首
木本水源
衣食住行
鞍山斗室
風雨同舟
鞍山蒼蒼
時代巨輪
展望將來
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