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墾礦場路

余榮業先生─余伯伯，在馬鞍山礦場擔當管理層角色，1962年至1964年，以義務形式出任大公洋行礦場主任，並擁有公利運輸公司，承包大公洋行之鐵礦運輸業務，引領礦場進入生產高峰，期把礦場營運推上軌道。

第一回：礦場主任余榮業見証礦場成長

大公洋行與公利運輸的伙伴關係

公利運輸公司由余榮業先生與朋友鄧丁森先生於1954年合股成立，承包大公洋行之鐵礦運輸業務，負責將礦場採得的鐵礦轉運落大船，程序為先將已篩選的礦粉堆在一起，用開斗貨車把礦粉由礦堆運至駁船，再轉運至大船。大船停泊在烏溪沙海對出，即三杯酒附近。

在礦場未建成110ML運輸坑道前，公利運輸公司同時負責將山頂開採所得之原礦石，付運至選礦廠，肩負整個生產流程的運輸工作。

創業之路─中日友誼發展歷程

60年代初，大公洋行發覺採礦工作進度久理想，欲整頓管理及加強興員的溝通。當時40多歲的余榮業先生應兄長余榮金先生之邀請，於1962至1964年間以義務形式，出任大公洋行礦場主任一職。大公洋行在1949年取得礦場經營權後，漸將生產推向高峯，所以大公洋行是馬鞍山礦展之重要里程碑，它更是首家於戰與日本通商的本地公司。

一．中日合作起步點─磁鐵礦價值高

馬鞍山為一磁鐵礦山，而磁鐵礦是煉優質鋼的重要素材，故甚具商業價值。當時日本人對磁鐵礦需求極大，日本一家大型公司「八幡製鐵株式會社」（下簡稱 「八幡製鐵」）正是礦場的主要買家。按日本商務實例，大型公司不會親自出面洽談業務，所以八幡製鐵便以一家較小型的公司「日鐵礦業株式會社」（下簡稱「日鐵礦業」）與大公洋行合作。所以日鐵礦業可說是八幡製鐵的礦粉供應商。

二．第二步─礦場引入日本開採技術及資金

大公洋行於1949年接管礦場後，仍以原始露天挖掘方式採礦。兩家日本公司了解露天開採成本較高，而所得鐵礦石成分參差，更會積存大量劣質碎礦石，需要買地放置，於是大公洋行在1953年與日鐵礦業簽訂合約，引進其開採技術反資金以改良礦石質素，及提高採礦效率。

1954年，日鐵礦業正式於香港島設立事務所，率先在馬鞍山引入坑道開採方法。由於中國工程師及大公洋行聘請的員工，均沒有坑洞開採經驗，日鐵礦業便安排日本技術人員來港協助，是採礦技術上的第一項突破。

另外，成功提高煉礦成分，是採礦技術的第二項突破。礦石要煉至成分均勻，便需要機器協助。八幡製鐵於是透過日鐵礦業為大公洋行提供開採技術及資金，出資五十萬美元購買一台開採機，並增設選礦廠，提高煉礦質素。除實際採礦技術外，礦工進入礦洞工作的全套裝備也是日本製造，由大公洋行向日本購入，然後供應予礦工。礦工所配載的安全帽十分堅固耐用，即使50磅的重物墜下，也不會砸傷頭部，保障礦工安全。

三．第三步─良好合作關係

隨著集方的合作關係越趨緊密，漸漸建立起友好的伙伴關係。日本出資購買機器，大公洋行便逐步從出口礦粉中扣除貸款，直至礦場關閉，最後所有機器一概贈予大公洋行，隱隱流露出一份人情味。余伯伯還訴說了一則小故事：

「當時公利運輸擬向日本公司五十鈴購買首批運礦貨車，後因價格高昂而放棄，改為向本地公司購買。轉眼十數載，公利運輸公司有感五十質素較高，而再作垂詢，雖然是次訂購十多輛貨車，但五十鈴不但沒嫌棄數量少，反而給予折扣。其實戰後的日本人普遍悲觀，自我價值抵，他們認為中國人並無介懷他們曾作出的霸道行為，加上公利運輸公司是東南亞首家向他們訂貨的客戶，因此特別給予優惠價。」

四．第四步─友情繫職工

余伯伯認為礦場10年的最大改變，是由露天開採轉變為坑道開採，而日本工程所提供的協助可謂功不可沒，負責不同工序，如土木、礦治（開採、煉礦）等的日本工程師分批來港，高峰期多達8人。隨著本地礦工採礦技術漸趨成熟，後期來港１的工程師已縮減至4人。另一方面，大公洋行於1958年，亦派員往日本實習，互相切磋交流。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中日職工如何共處？余伯伯憶述：

「雖然他們居住於馬鞍山的日式宿舍，但工作時沒有階級、種族觀念，在數名翻譯協助下，不論大小老弱也很『老友』。言語不通時，唯有靠手勢『搭夠』。其實他們也略懂漢字，加上相處日久，我們學懂數句日文，他們又說些廣東話，絕對可打破語言隔閡！」

余伯伯笑著回首往事：

「每年大公洋行均舉行歡聚餐會，他們會到台上高哥助慶，舉杯暢飲，十分愉快。新曆年除夕，我們也按日本習俗，大家拿起棍棒對著日本年糕『你樁一下我?一下』。他們日常亦會與職級較低的礦工溝通，肩並肩吃饅頭、白粥，這便是中日文化交流，大家相處極為融洽。』

第二回：礦場是吾家？養活五千多人的一處地

礦工投身馬鞍山礦場工作，一處小山頭驟然成了礦工的家。余伯伯憶述露天開採及坑道開採兩段時期，以礦場為家的礦工人數及居民有很多分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適逢礦場利用原始的靈天開採方式，需要密集勞力，全盛時期礦工多達二、三千人，礦工籍包括客家、潮州、四邑、山東、廣東等。若總計礦工及其家屬，以及於村內經營茶館、士多的居民，高峰期應有5,000多人。

1957年，礦場由露天開採慢慢轉為坑道開採，由於添置不少機器，人手需求減少，加上部分礦工無法適應於坑洞內工作，至1959年，礦工人數跌至約1,000人。其中以籍貫客家及四邑的礦工感力有不逮，遂離開礦場而另覓工作，餘下大部分為河北、河南、湖南等籍貫的礦工。

第三回：高手雲集─礦場人才匯聚

1949年來港的難民中，不乏知識份子，其中有國民黨時期的技術人員、飛機廠廠長、化學工程師、空軍管理層、軍人、軍隊師長及政客等等，可謂人才濟濟。余伯伯坦言：

「或許是來港的難民中，不少懂爆破、運用火藥等專業技術人才，從而提高採礦效率。就如佑名人士震雄機械董事長蔣震也曾落腳於馬鞍山！」

余伯伯更自豪地說：

「當時的人很『叻』，在開掘100ML時，一條長約2,000米的坑道，為節省時間，便從相對的方向挖掘，到最後，竟然非常準確地銜接，以當時的儀器及測量技而言，能計算得這麼精確，實在很難得。」

70年代初，多家大型建築公司進行「打籠」（即開掘隧道）工程，如地鐵公司更求才若渴，當時一名「炮王」（即爆破員）的月薪千多元相比，無疑是極大差距，於是吸納了不少礦場的爆破人才。但知識份子亦有無用武之地的時候。當時曾有兩名懂德文的德國留學生在港無法覓得工作，無奈於馬鞍山信義會教堂當難役，負責掃地抹黑板等勞動工作，猶幸大公洋行獨具慧眼，聘用兩名留學生於寫字樓當機械圖員，此惜才之舉實為日後礦場迅速發展的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