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屢見因遷拆而產生的糾紛，一方露宿街頭請願抗議，一方如臨大敵，武力迫拆。此種情景，非本區居民所願見，亦非政府所願聞也。」
── 馬鞍山居民代表13
「政府進行地方發展，本應造福人民，理當讓原有居民獲益，不應令其蒙受損失及傷害。對於此次拆遷，大多數居民視同『災難』！」
── 馬鞍山居民互助委員會主席余嘉華先生14
1979年，政府正式將馬鞍山納入沙田新市鎮發展計劃內。翌年7月，政府派員到馬鞍山碼頭區張貼遷拆通知，命令大部份的寮屋必須於1982年2月前拆遷。收到政府遷拆通知的居民，有如晴天霹靂，倉皇失措15。馬鞍山前居民岑淑儀女士憶述：「當時政府沒有預早通知，後來只是知會我們收回土地。收地拆屋是最難忘的事，我在那裏長大，住了數十年。當時的鄰居大多已經一把年紀，很多人都不願意搬走……」。政府收地發展馬鞍山引起了一連串的問題，因為收地不只關乎拆遷，還有過渡、安置及適應的問題。
拆遷初期，馬鞍山的居民需要面對諸多難題，直接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政府安排混亂，部份居民接獲理民府終止臨時牌照續期通知，限日自行清拆。然而，該通知訂明的日期與較早時房屋署遷拆通知的日期互相矛盾。而遷拆日期訂於2月，臨近小學升中試、中三淘汰試、中學會考、高等及高級程度考試等，影響學生不能專心溫習。另一方面，居民普遍缺乏有關拆遷政策的資訊，導致很多受影響的居民對安置資格、補償辦法及安置地區的資料充滿疑惑，彷徨無助。由於礦場結業後，區內完全沒有就業機會，居民必須轉往港九各地謀生。為了方便上班，不少居民都在市區和朋友合租單位暫住，作為權宜之計。居民因此擔心政府會將他們視作已外遷的居民而不予安置16。有見馬鞍山的居民對拆遷安排手足無措，再加上當年政府清拆木屋區時經常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部份熱心的居民便自發地去信理民府（1974年改組為新界政務署）、沙田鄉事委員會、沙田區議會、沙田地政專員交涉，希望替居民向政府反映他們面對的困難。從這些信件的內容，我們可以瞭解到當時拆遷衍生的各種民生問題。
首先是居民及商戶安置和搬遷津貼的事宜。政府當時曾發出通知指部份居民在官地上非法僭建因此拒絕賠償。然而，居民一直以來都有繳交地租，而且昔日向政府請求協助解決區內公共事務時，政府均以屬於私人土地為由而不予接受，故居民不滿政府拒絕賠償。另一方面，政府安排受影響的居民入住公屋如美林邨和隆亨邨，卻沒有提供任何租金優惠，令居民面臨種種困難，如日後租金負擔、繳付按金、裝修費用、面積狹小無法放置原有傢具、交通不便以致搬遷困難等。再者，雖然房屋署發放搬遷津貼，但當時四人家庭的每月入息上限為2,150元，大約相當於現時5,000元的水平，極不合理17。因此居民要求當局不設入息上限，並考慮交通困難情況酌情增加津貼金額18。然而居民的訴求卻一一落空，岑淑儀女士憶述當時情境：「政府安排我們在美林邨重置居所，卻沒有任何賠償，只有幾百元的搬遷費而已」。
而商戶方面，在接獲遷拆通知後雖然不再入貨，但剩餘存貨仍無法賣出，蒙受損失。由於部份商戶有聘用職工，遷拆結業需支付遣散費，令商戶百上加斤。政府的賠償根本難以彌補以上各項損失19。因此，居民希望政府考慮他們需要支付遣散費、存貨損失、搬遷費用、轉業困難及過渡期生活陷入困境等因素，按個別情況酌情增發額外恩恤金，幫助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例如，政府可撥出屋邨街市攤檔，毋須以競投方式出租予原來的經營者20。不少受訪者都表示政府的補償太少，無法彌補新市鎮發展對他們的影響，飛達茶餐室的東主岑老太和成發士多的陳美英女士皆提到政府始終都沒有以舖換舖作補償。
由於拆遷牽涉土地利益和賠償，收地過程中難免引起一些矛盾，破壞社區和諧。陳美英女士憶述：「當政府宣布拆遷碼頭區後，在開始商討賠償時，卻離奇地發生了一場大火。過去數十年來，村裏都沒有發生過火警，因此居民認為這次火警與收地有關。於是，年輕的居民自發地組織了一隊巡邏隊，於晚上巡邏，提防外來人士進來破壞。我亦曾聽聞當時有村民做了政府的線眼，一旦有村民搬出便向政府告密，使政府不用賠償給這些村民」。
興建中的錦泰苑及曉峯灣畔
除了津貼問題，如何令整個社區順利過渡到新市鎮發展亦是另一個難題。由於政府沒有全部拆遷碼頭區的寮屋，部分居民仍可在該區生活。然而，食水、電力、電話等設施均為一個整體，戶戶相接。拆遷工程極可能會破壞這些公用設施，影響居民生活，所以馬鞍山的居民代表在1981年要求政府在進行拆遷前，先改裝這些系統21，但政府並沒有接受居民代表的建議，隨意剷泥闢路，完全不理會地下及地面的水管所遭受的破壞或滲漏，故此供水量少，水壓日降，嚴重影響尚在該區生活的居民22。
除了供水供電的問題外，拆遷工程亦令居民難以購買日常用品和食物，生活極為不便。所有居民都是主要依靠碼頭區的商舖供應日常用品，但這些商舖卻是第一批被清拆的對象。馬鞍山的居民代表因此向地政總署申請了一塊土地，由政府出資平整，用作臨時市場，使馬鞍山的商舖可以繼續經營，方便仍留守社區的居民的生活起居。整個臨時市集大約有6間店舖，包括雜貨舖、糧油米舖、豬肉檔及酒樓等。
安置過後，受影響的居民仍面對不少適應困難和生計問題。由馬鞍山寮屋搬遷至公共房屋，居住環境的變更令不少居民難以適應。碼頭區飛達茶餐室的東主岑卓添先生便是其中一個例子，他的太太憶述：「收地後，政府安置我們到美林邨，我丈夫非常不習慣，嚷著要搬回去，因為新居在23樓，而他有畏高症，所以很難適應新環境」。另一例子就是袁松齡女士的媽媽，她憶述：「在1982年紅泥塘清拆後，我們正式遷到沙田美林邨。媽媽因不習慣嘈吵的車聲而睡得不好，需要看精神科醫生。其後我們要求房署換一個向公園的單位，才較為寧靜」。
除了要適應新的居住環境，部份商戶更要面對生計問題，因為失去了昔日的店舖而無法維生，政府又沒有以優惠價預留屋邨商舖給受影響的商戶，很多家庭便頓失收入來源，令他們雪上加霜。在碼頭區經營成發士多的陳老太（林宋真女士）憶述：「在1981年政府拆遷我們的店舖時，我的子女仍在求學階段，沒有收入令生活頓時變得困難。以前在馬鞍山擁有自己的生意，搬遷後卻缺乏本錢經營生意。我曾經在白田接手經營一間士多，但維持一年多便因虧蝕而結業。其後，經朋友介紹去了葵涌的紗廠工作，但因工作環境太差，所以我只在那裏工作了一段短時間」。由此可見，政府沒有為馬鞍山居民提供任何就業協助，他們只好靠家人幫忙和自己努力克服困難。以陳老太為例，「其時，我大哥開始在沙田第一城的臨時街市賣豬肉，他說如果我找不到工作，可以去他的攤檔幫忙。於是，我便去了那裏工作，主要負責洗豬腸和豬肺。我工作兩、三個月後，改替大哥的大兒子料理家務、煮飯和照顧小孩。每月支薪三千元。此外，我又從火炭承接車衣工作，多賺幾百元幫補生計。我的一家主要是靠這三四千元生活下去的」。
有待發展的第73區
除了居民和商戶外，學校亦受新市鎮發展影響。親身經歷信義學校由碼頭區校舍搬往亞公角臨時校舍，再遷入恒安邨新校舍的楊偉才老師憶述：「學校所處的土地都於1985年被政府收回。由於恒安邨的校舍尚未建成，學校要暫時搬往亞公角村的臨時校舍，那裏十分簡陋，只有3個課室及1個教職員連校長室，我們的校工要自行挖掘沙池以供學生跳遠之用。當時，教學工作很繁重，老師要任教最少兩個主科，而每科都是四測四考，因此設計試卷十分費時。幸好當時的審批制度並不複雜，校長對我們設計的試卷不會作大幅修改，而且每科只有一位老師負責，不用協調，所以一般都可以應付。當學校遷到亞公角的臨時校舍時，渡船停航了，但正式的道路還沒有建好，只有一條爛泥路。幸好當時有一位學生的哥哥駕駛白牌小巴，每天由沙田市中心接載老師到亞公角上班，來回約一小時，而學校則向一位漁民家長租船，由馬鞍山接載學生到亞公角上學。當時，學校的學生大多數是馬鞍山居民的子弟，直至1987年恒安邨落成，學校遷入新校舍後，才增加了外來人口的子弟。而亞公角村的臨時校舍則轉給攀山協會使用」。
信義學校遷往恒安邨後，除了校舍不同，收生情況和師生關係都有所轉變。馬鞍山由一個採礦小鎮變成新市鎮，社區環境變化很大，學校亦發展得頗具規模。恒安邨的校舍是標準校舍，有6個年級，每個年級4班，全部收生爆滿。學生的素質變得參差不齊，家長和教師之間的關係也大不如前，缺少了那種純樸的交流。
位處馬鞍山北面的烏溪沙村雖然沒有被拆遷，但新市鎮發展也影響到村民的生活。當時，村民的農地和沙灘都被政府收回發展，現在落禾沙的建築地盤是昔日烏溪沙村的水稻田，地產商高價買地，大大影響了烏溪沙村村民的生活。烏溪沙村原居民代表廖觀輝先生感慨地說道：「我們世世代代都依賴稻田生活，田地被收意味著我們無法繼續務農為生。同時，政府的填海工程亦把我們的沙灘填平，導致我們失去了捕魚謀生的機會，村民只好外出打工。由於村民的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收入微薄」。
馬鞍山的新市鎮發展，對不同群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遷拆收地的過程中，有人痛失家園，有人則失去生計而蒙受經濟損失。在時代巨輪下，為了配合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難免犧牲了馬鞍山原居民的利益。但願未來的發展，政府能更關顧當地居民的利益。今年正值馬鞍山新市鎮發展廿五周年，此時此刻，正好向昔日馬鞍山居民為發展新市鎮所付出的犧牲和努力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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